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在旅游业绿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文章基于DEA模型测度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13—2020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GMM、PVAR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非线性及长期动态冲击影响,并使用SDM探寻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该U型特征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长期内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冲击为正且延续性较强;此外,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空间溢出特征,该效应主要源于地区间的溢出。最后提出持续推进旅游业绿色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等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高杠杆率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使用Fare Primont指数法测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针对2003—2017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可分析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年为转折点,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全国在2008年之前为去杠杆趋势,2008年之后总体呈加杠杆趋势;东部地区杠杆率偏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总体上,高杠杆率会通过降低技术效率和剩余混合效率的路径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高杠杆率会显著抑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影响。此外,经济开放、信息化水平和政府科研扶持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杠杆率,稳定东部地区杠杆率,并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等外部环境优化措施。     

高铁可达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集聚

以66个具有高铁客运站点的非中心城市为考察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铁可达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有助于促进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与其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第三,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铁带来的可达性改善能够对当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高铁可达性改善不仅会抑制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同时也会对与该城市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绿色增长效率及其空间溢出——基于中国主要城市的经验分析

使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并分解了中国66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认为：前沿技术进步是绿色TF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却比较滞后;66个城市的绿色TFP显示出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存在空间溢出;其中人力资本对绿色TFP的增长不仅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明显的本地促进效应,而R&D仅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促进效应并不明显。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铁建设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了吗?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基于2006—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相结合,实证检验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产业协同集聚,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讨论下依然成立。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大中型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铁站距离市中心30公里以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高铁开通通过加快高素质劳动力流动、提升市场潜力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积极影响。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形成日益加密的高铁网络,高铁网络中拥有较高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城市对“本地”和“邻地”产业协同集聚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为评价高铁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加快高铁建设从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的研究——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集聚带来了金融的规模效应,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资本的逐利驱动也进一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随着区域间经济交易活动往来的日趋频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发明显。通过收集我国30个地区市（2006—2015）的截面数据,展开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研究,从而优化金融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为如何协调区域金融、经济均衡发展提供政策的建议和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环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广义分位数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SBM-DDF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和动态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地区腐败、市场化进程和知识产权保护外生制度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突变和动态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发生了结构变化;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加深,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降低;以市场化进程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限变量,跨越门限点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东、中、西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明,东部、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基于31个省市区2000—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不断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31个省市区2000—2014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采用动态SAR模型分析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农业TFP整体上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增速趋于下降;农业TFP存在显著的动态效应,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惯性;农业TFP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农业TFP增长相互促进;劳动和资本投入不仅直接促进本地区的农业TFP增长,也间接促进邻近地区的农业TFP增长。为此,需要从加强农业投入、区域合作、政策支持等方面入手,充分利用农业TFP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有效促进各地区农业TFP的持续快速增长。     

规模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基于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和规模前向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规模后向溢出效应对下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溢出与能源效率

实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内溢出效应,其中邻接空间权重和地理权重下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溢出效应,而经济空间权重下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小于区域内溢出效应。此外,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借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配置效应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最强,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为显著。（4）基于地理距离圈层的扩展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圈层内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中心城市200 km处达到最大。     

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借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配置效应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最强，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为显著。（4）基于地理距离圈层的扩展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圈层内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中心城市200 km处达到最大。     

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城市异质性

物流企业在一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物流产业集群，能够通过促进地区要素流通、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物流产业集群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城市的物流产业集群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部城市作用则相反；在特大城市和小城市这一作用显著为正；产业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城市中物流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会通过提升物流业专业化水平和物流业制造业产业协同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