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间事权及支出划分研究

政府间事权及支出划分是在一国既定的政治、经济、行政体制架构下,对国家事权支出进行界定和规范。我国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突破了"放权"的传统思路,对政府间事权及支出划分进行了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间事权及支出划分需要随着客观形势变化不断作出调整,向着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政策措施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财政供给范围,二是优化政府和财政层级,三是完善政府间事权划分,四是完善政府间支出划分。     

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

政治、经济体制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四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各级财政以出职能结构方面的明显区别。透过各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建设财政联邦体制应遵循的基本经验。     

中央与地方政府混合型事权划分的探讨

混合型事权模糊的成因公共商品是研究公共财政的逻辑起点,公共商品的供给渠道、供给方式和覆盖范围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相应决定了事权的性质与分类。按照公共商品提供方式上的层次性和覆盖面上的差异性,可以将事权划分为纯中央事权、纯地方事权、中央与地方混合型事权三种类型。凡是公共商品的供给不受或基本不受空间的限制,其受益范围与一国边界大致相同,如国防、外交等事务,属于纯中央事权。凡是公共商品的供给较大程度上受列空间影响,小于或等于一地辖区,如医疗、体育、环卫、冶安等事务,属于纯地方事权。凡是具有明显外溢性公共商品的供给,如横跨几省国道的修筑、     

合理划分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思考

在当前我国多级政府的体系之下,基于明确政府间事权的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我国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现状、问题和难点,对我国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出建议。     

完善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制度的构想

事权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中，事权划分是分税制的基础，只有在事权清晰的条件下，才能处理好税收分配和转移支付问题。由于事权划分不清晰，我国的分税制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引起的，但其根源在于我国分税制度改革过程中，没有以规范的方式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关系，进而没能形成有效的政府问收入分配制度。从逻辑顺序上看，事权划分在先。因此，明确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应该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管理体制的出发点。     

论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进一步完善

事权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中,事权划分是分税制的基础,只有在事权清晰的条件下,才能处理好税收分配和转移支付问题.由于事权划分不清晰,我国的分税制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完善我国政府间事权的划分是眼下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当务之急.     

政府间财政职能划分:理论适应性与改革思路

政府间财政职能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基本要件,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环节。当前推进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需要改变思维定式,以财政职能划分为切入点,从应然性和实然性双重维度来分析财政职能划分理论的基本逻辑及其在我国运用的约束性,在此基础上厘清财政职能、事权、公共品供给职责和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从而更好地瞄准今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切实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与实现政府职能转型。     

德国政府间事权划分概况

德国政府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其中地方政府包括13个州和柏林、汉堡、不莱梅等3个市[以下简称各州（市）]。现将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情况简报如下。 一、德国政府的基本情况 德国政府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德国联邦除联邦政府外,权力机关还包括联邦议会和联邦大会,联邦议会由各州（市）代表组成,是参与联邦立法与行政事务的机构;联邦大会是由联邦议会和各州（市）议会按比例选出的代议员组成的特别会议,只在选举联邦总统时召集。16个州（市）有各自的政府首脑及议会,拥有辖区内立法、司法和行政权。     

试论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及其规范建议

一、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原因分析 （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是政府事权划分不清的根本原因 各级政府的事权是由政府职能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和政府分工不明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尚未完全到位。     

财产税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物业税的启示

本文将世界各国财产税税权划分状况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绝对集权型、相对集权型、相对分权型和绝对分权型,并分别描述了不同类型税权划分的特征,总结了各国在财产税税权划分上存在的共性,进而在分析我国房地产税税权划分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对于拟议中的物业税的税权划分提出了几点建议。     

上海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实力比较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上海金融业取得长足进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初步确立。但与伦敦、纽约等五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经济总量、金融业增加值、市场交易量、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员和其他软实力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上海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利机遇,加快经济发展,调整金融结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机构集聚度,增强金融市场影响力,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基于均值比较及T检验的我国网贷问题平台特征分析

本文通过均值比较、回归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方法,对网贷问题平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网贷问题平台具有注册资本相对少、存续时间短、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区性风险不显著等特征。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创新运用了均值比较和独立两样本T检验,对目前研究中的一些结果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我国P2P网贷平台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并指出网贷平台实力和经营方式应是当前监管的重点。     

基于交易费用角度谈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主要围绕农村信用社展开,然而事实证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并不适应农村实际情况。农村金融交易的高风险、低收益特点决定了正规金融机构组织农村金融交易的交易费用之高,而民间金融的融资方式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的交易费用,民间金融以其在农村独特的优势得以蓬勃发展,适应并满足了捉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应尝试走一条由民间金融发展带动的“自下而上”诱致性的制度变革之路。     

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比较与适用性分析——基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研究

准确测度金融机构对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前提。本文对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能否涵盖规模、高杠杆率和互联紧密性三方面信息”、“排序结果是否与银保监会认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相吻合”、“是否具有宏观经济活动预测力”三方面对上述指标在我国金融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SRISK更适于作为我国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同时,本文发现,“LRMES约等于1-exp(-18*MES)”的经验关系不具有普适性,不适用于我国金融体系。     

基于消费-收入生命周期的中国人口红利测算及国际比较

以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与NTA 消费水平和劳动力收入数据为样本,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起止期,比较美国、日本、韩国、法国与澳大利亚等代表性国家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与人口红利消散后的经济增长。结果显示,在人口红利消散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时代。中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同样面临有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需调整人口政策与劳动保障政策。     

税收分权体制之国际比较研究

税收作为政府公共收入的主要形式,在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纵向的税权划分。通过比较美、德、法、韩、印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税收分权体制,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税收集权或者税收分权,都是以经济效率的提高弥补制度效率的负面影响为前提,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而中性,以建立高质量的政府部门为目标。政府间税收分权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在税收权力划分上的合作博弈,形成了基于税权划分而导致的对利益导向和控制导向的路径依赖。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Materiality Guidance for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s and Charities

The annual report is promoted and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medium of accountability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In Australia, anecdotal evidence suggests the quality of annual reports is variable. However, there is scant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quality of report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gauge the quality of annual reporting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Queensland, an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at level of qual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by local governments has improved over time, councils generally do not report information on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muneration of executive staff, personnel,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equal opportunity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but the quality of disclosures is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liness of reports. The study will be of interest to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public sector regulato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and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It will form the basis for future longitudinal research, which will map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ing.     

公共文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府际协调

政府间公共文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当前其划分改革仍存在事权共担模糊性与粗略并存、支出分担概括性与下移并存、财力主导性与保障不足并存,以及省以下划分改革尚未完成等缺憾。划分改革追求“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目标,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不能替代省级政府对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负总责”,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分级负责。府际协调应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在省域内落实省级统筹调控功能,并实施地方政府的分级负责,突出“两个积极性”的地方积极性;在体制协调上保持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适应;在机制协调上实施标准化与均等化的衔接配合;在策略协调上强调动态化与确定性的适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