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地方政府治理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

税收优惠是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政策效果受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本文从地方财政压力、政府反向寻租以及亲清政商关系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治理,以2016年-2020年我国新三板挂牌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治理对税收优惠促进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和政府反向寻租会削弱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但亲清政商关系能提高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竞争能减弱地方政府治理对税收优惠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拓展了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政府补助、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中加入资产专用性视角.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在政府补助和研发投入的关系中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当资产专用性水平超过临界值0.519,政府补助的替代效应超出激励效应;有近75％样本公司的资产专用性低于这一临界值,意味着政府补助总体上发挥了激励效...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基于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是否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基于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环境动态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税收优惠在环境动态性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税收优惠力度越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状态下越有可能增加研发投入;环境敌对性显著抑制企业研发投入。     

数字化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本文运用我国201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引入数字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用面板阈值模型探讨其在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较低时,研发投入由于无法明确创新类型,增加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当地区数字化水平比较高时,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要完善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驱动力;同时还要促进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应用五方面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财务柔性政策选择与研发投入——基于企业技术水平的调节效应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不同的财务柔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并且考虑到不同上市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同因素,加入企业技术水平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水平在上市公司财务柔性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单纯的现金柔性政策和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会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是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单纯的负债柔性政策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起到抑制作用;企业技术水平会减弱单纯的现金柔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督促管理层更加合理地增加研发投入;同时会减弱单纯的负债柔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加大企业通过债务融资进行研发投入的力度;最后企业技术水平可以显著增强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确保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最终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金融发展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另外,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我国家电行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打造出了一些知名家电品牌,如格力、美的、海尔等家电集团,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在整个世界市场上,我国还不属于家电制造强国,原因是我国家电企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大多数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这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家电企业的发展,因此,提高我国家电行业的技术水平迫在眉睫。企业提高核心技术水平需要投入资金,会减少企业其他方面的资金投入,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会有影响,目前关于企业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还没有一致的观点。通过对家电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7年～2020年连续四年数据的收集,选取相关的指标,经过分析整理后,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研发投入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电行业的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有积极的影响。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应加大研发活动投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用创新带动企业发展。     

中国的资本外逃、外国直接投资与政策优惠

根据定量分析,我国的资本外逃是未来一到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推断,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50%以上是国内资本的转化形式.国内资本过渡到国外后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身份回到中国,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给予了过多的优惠.中国要控制资本外逃,应该在国内市场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市场主体,消除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正确定位地方政府角色 努力实现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政府是关键。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正确定位，塑造新的政府形象，通过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落实，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扮演“强势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将国家的支持转化为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通过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发展本地区的经济。     

贵州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贵州省1985～2003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贵州省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外商对贵州的直接投资直接促进了贵州省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呈正向变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还比较有限,而且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且由于国内推行改革开放,制定了较多针对招商引资的优惠制度,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直接作用到国内对外贸易工作.我国最先一批进行改革开放地区包括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进出口总额一直排在我国前列.研究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以便更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本文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研究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提出促进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论“惠农政策连带人口效应”及其破解

当前,与惠农政策相比,计生优惠政策在利益导向、风险防范以及法律效力方面存在不足,政策导向力度被削弱,进而产生了“惠农政策连带人口效应”。因此,在新形势下亟需把惠农政策与计生优惠政策的协调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一方面,惠民政策不能无原则地“普惠”;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也要根据国际、国内背景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从利益导向、风险防范以及法律效力三个方面调整其内容和手段。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三种解释理论，即信息不对称理论、自由现金流量理论和时机窗口理论，分别考察了实施股权再融资公司短期、中期、长期的回报率，长期回报率恶化明显，但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实证结果显示三种理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均具有一定解释力度，但解释力度不强。这可能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时间与体制特点有关。     

东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与政策建议

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是我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东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差距和西部地区非国有投资的滞后应引起重视。必须改革投资体制,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西部地区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通过转变投资方式来转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更要合理分布投资的空间配置。     

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推进了产业升级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中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借鉴Antras等提出的最新方法,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库,从价值链上下游视角对企业价值链定位现象进行测算,考察了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重视市场竞争,选择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作为目标产业能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在行业内部,产业政策应强调提升市场竞争度,一方面坚持普惠性原则,针对整个行业而不是单个企业或部分企业的产业政策,能有效兼容市场选择机制和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年轻企业的发展,针对市场竞争程度高、创新动力强的年轻企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激发效应更大。     

加入WTO与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

我国加入WTO后，将会有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市场。而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与WTO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依据WTO规则，扩大外资的投资领域，取消对资的不合理的限制，增加法律的透明度，加强对外资的管理，是今后我国外资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