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产业结构优化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微观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转型,科技金融在推动企业创新转型上有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8年数据集,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城市数据,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与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之间呈现出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科技金融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从机制上看,科技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从而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良好条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基于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充分解读科技金融对微观企业数字创新转型的关系,为当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有益视角.     

金融科技、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与前沿技术融合的新产物，能对实体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财务配置质效、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度并强化风险平滑能力，这些都能有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特别地，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充分释放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本文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财政数字化转型与公共支出结构优化

本文通过收集省级财政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支出等数据，对财政数字化转型进行较为科学的衡量，并实证研究财政数字化转型对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财政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和促进财政盈余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人大监督弱和财政压力大的地区，财政数字化转型对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财政数字化转型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效应、作用机理和情境差异，可以为如何更好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带来一定启示。     

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结构转型

本文将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引入结构转型框架,假设政府通过税收为财政支出融资,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说明从结构转型的视角考虑,经济中存在最优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方法考察了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这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支出渠道实现的,福利性财政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分地区的研究发现,在沿海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总体效应不显著,其中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基本建设支出对结构转型影响不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在内陆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总体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对结构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科技支出和农业支出对结构转型的作用不显著。     

财政科技支出竞争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基于研发要素流动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研发要素流动的视角,系统阐述了财政科技支出竞争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采用2007-2015年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借鉴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思路,并基于地理邻接、空间距离、行政邻接和经济空间距离四个维度的地方政府竞争关系,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竞争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竞争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显著的时间特征。研发人员流动能够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的竞争激励效应,从而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研发资本流动的影响路径是不显著的。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竞争也是影响区域创新差距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对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转型正促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效率变革。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关键词词频指标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基于微观企业特征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践行数字中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强化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薄弱环节的融资支持;引导企业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加速推进新兴科技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有机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财税金融政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较分析及协同效应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亟待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本文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以财政补助、政府采购、税收优惠、金融科技及信贷政策为代表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各类财税金融政策均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且政策效果具有协同性。更进一步检验发现，各类财税金融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果主要在非国有、不确定性感知水平较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中体现。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结合财税金融政策特征，聚焦制造业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综合施策。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动力机制的假说与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构建了外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视角的数字化转型动力机制模型。基于131家商业银行2011—2020年的年报数据,本文创建了商业银行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本文研究发现: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商业银行利用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成果降低经营可变成本,从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金融科技发展对盈利能力较弱的商业银行边际影响更大;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外部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本文建议完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和应用环境,引导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实际推进数字化转型,同时前瞻性地做好商业银行数字化经营的有效监管。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经济盛行的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结合文本分析法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从信息优化、财务稳定和内部治理三个方面驱动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