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家庭消费与福利影响研究——基于EASI模型

文章基于与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的接近理想需求系统 AIDS 来源相同的EASI需求系统 ,采用CHNS调查数据 ,运用 EASI需求系统实证分析了各类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家庭消费与福利的影响 ,并比较了收入补贴与价格补贴的经济效果.研究发现:(1)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支出占食品总支出的比重最大 ,其次是粮食和蔬菜 ,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为"动物性食品+粮食+蔬菜" ,这说明动物性食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日常膳食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大.(2)粮食价格对困难户和最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影响最大 ,动物性食品价格对较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影响最大.(3)对低收入家庭而言 ,当动物性食品价格上涨时 ,收入补贴政策的效果优于价格补贴政策 ;当粮食价格上涨时 ,价格补贴政策的效果优于收入补贴政策.文章最后从生产、补贴政策和分配制度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评估

2010年一季度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不断提高,主要是由预期因素、劳动成本提高、交易性货币供给增加和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推动的。从发展动态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和货币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趋于上升,劳动成本对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小幅度下降。     

我国农村食品价格传导与食品消费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的贸易开放度测算方法

传统的贸易开放度测算方法存在一定的单一性和结果扭曲的问题。本文从依存度和贸易份额两个维度重新构建了新的测算方法,并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开放度重新进行了测算。我们发现,入世后两种贸易开放度的测算结果呈现较大不同。传统农产品贸易开放度的测算结果被严重低估。新方法更能准确地反映我国农产品贸易对外开放的真实程度,同时更能体现出我国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面板数据、LA/AIDS模型和自价格弹性分析了由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度变化引起的农村食品价格变化以及农村食品消费支出和消费量的变化。     

对我国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福利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覆盖面狭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项目发展不平衡、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长期的不重视、集体经济的普遍亏空以及提高供养水平与减轻农民负担之间的矛盾。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文章运用现代福利经济学常用的效用理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等分析工具,结合几何图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对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指出人民币适度升值可以提高我国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结合进出口活动来看,人民币升值使生产者福利水平受到损害,消费者福利水平改善。最后指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福利改善效应受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因素制约,并且强调人民币升值改善福利水平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多维透视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客观而言,食品价格背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坏事,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将因此而增加。但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审视,食品价格的上涨还是弊大于利。     

我国入世3年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入世以来百姓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进口产品的大量增加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进一步促进国内市场充分竞争，对于大多数商品，消费者意愿支付的价格明显高于国内市场价格，全社会福利总体明显提高。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局部领域出现消费者剩余减少，福利水平下降。     

财政支出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新常态.然而,目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仍然显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政府采购方面,而相关福利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善;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近几年的恩格系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最为核心点是能够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使整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具有特殊性质,即挤出效应,相应的私人消费和投资数量必然会引起波动,从而引起福利水平下滑.本文运用IS-LM模型分析财政支出结构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的,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策.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分析

按照家庭收入由低到高将城镇居民划分成四个收入群体,并应用带有家庭属性的AIDS模型分析每个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城镇居民对于大多数商品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消费富有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因此,政府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财政政策使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商品的价格降低,可以有效地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     

社会福利对移民的城市融入影响研究综述

利用国外有关社会福利和移民城市融入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梳理分析社会福利在移民城市融入方面的作用机制,为解决国内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结果表明,社会福利对移民城市融入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时间上,两代移民在同一城市融入显现差异;空间上,不同地区福利政策的差异影响移民的城市融入。此外,不同的社会福利类型和层次对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福利的水平会影响移民城市融入的程度,其次,社会福利的类型影响移民城市融入的途径,第三,社会福利的获取难度影响移民城市融入的速度。     

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我国1996～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

基于1996~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就中国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实际GDP、能源价格以及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短期呈现负向冲击,它引起的成本推动是本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货膨胀究竟会给社会福利水平带来多大的影响,这是经济学者和各级政府所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结合中国1992—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应用计量经济学前沿方法得到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相应参数值,然后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变异补偿方法来具体估算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将利率从14%降至3%会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数值相当于增加实际产出的0.67%;将利率从3%降至零带来的福利收益相当于增加实际产出的0.19%;通货膨胀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低,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维持低通货膨胀.     

MQS对社会福利和市场结构的影响

多数文献通常都假设一国收入水平为均匀分布.且市场完全覆盖,以此分析最低质量标准(MQS)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是,MQS会降低一国社会福利.通过拓展一国收入水平呈均匀分布的假设,且假定市场不完全覆盖,以一高收入国和一低收入国作为对比,探讨MQS对社会福利以及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MQS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一国的富裕程度有关.如果一国收入水平较高,则MQS的存在通常会降低其社会福利,且MQS数值越大,其社会福利损失越多;反之,MQS通常会提高其社会福利,且MQS数值越大,其社会福利提高越多.而且,MQS的存在会扩大厂商市场覆盖面,但也会减少其利润.较高的MQS还可能会导致一家厂商退出市场,从而形成独占市场结构.     

通货膨胀对我国信贷渠道有效性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由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控成本是信贷渠道存在的主要前提条件。在我国当前经济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是否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率的下降。     

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

通货膨胀到底对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这是经济学家和各级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按照Luc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消费品及投资品的Cash-in-Advance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给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的估计.     

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模拟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及社会福利动态影响的均衡模型,分析发现:短期内,机器人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薪酬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和科学家群体的薪酬与就业产生正面影响,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长期来看,机器人技术进步对所有劳动者的收益与福利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机器人技术进步会促进劳动者就业结构的转移,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移,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为了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需要政府进行适时干预,将技术进步的资本收益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中再分配以稳定就业与经济增长.为实现智能制造与就业稳定,政府应该稳步推进“机器换人”计划,不可一蹴而就.     

土地政策调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构建了一个土地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分析模型,并用天津市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对于土地供应量的控制减少了均衡资本量;（2）严格的土地政策会使单位资本产生的福利量减少;（3）土地政策的适时调整能使经济发展沿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路径发展。因此,土地政策的制定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并通过适时调整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Ambiguous Social Welfare Effects of Price Regulation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

Conventional wisdom is that a binding price ceiling increases output and so increases social welfare if imposed on a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 However, this paper shows that a price ceiling can be harmful to social welfare even though it increases industry output and consumer surplus. This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under price control in many countries, e.g., U.K., Canada, Germany and Japan.     

通货膨胀状态下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对生产者的影响研究

通货膨胀状态下粮食价格波动对农业生产者的影响,一方面是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粮食收入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物价普涨而导致的农民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增中所产生的影响。通货膨胀状态下,粮食价格上涨并不能保证农民收入同步增长,可能会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也可能导致下降、或不变。考虑到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的提高,在通货膨胀状态下,尽管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者获得了部分利润,但由于物价的普遍上涨导致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相对收益是下降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是下降的;由于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农业生产者不能自由的进入或退出农业领域,农业生产者被动的承担着农业生产的自然、市场双重风险;由于农业领域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农业领域部分失灵,市场的风险农业生产者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因此通货膨胀状态下农民的利益只有靠政府的政策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