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财税政策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两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财税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阶段的激励效应。财政与税收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程度存在着差异;在创新投入阶段,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产出阶段,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财政补贴中的研发补贴、利息补贴以及税收优惠中的直接优惠、间接优惠的激励效应也分别存在着差异。另外分别从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完善财税政策配合及实施有差异化的财税激励政策方面提出了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水平的对策建议。     

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提出旨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效率提升,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基于2008—2019年我国(内地)276家上市军民融合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当期、滞后期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补助对企业当期创新绩效以及滞后期创新科技绩效起显著促进作用,对滞后期创新经济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税收优惠对企业当期和滞后期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对当期及滞后期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滞后期的影响更加显著。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财政补助对当期创新科技绩效和滞后期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显著,在税收优惠对当期和滞后期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显著。其中,税收优惠完全通过创新投入对当期创新科技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关系实证研究

以974家深市主板和中小板企业为样本,围绕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中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并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度低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产品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不相关,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明显,即在股权集中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好于股权分散的企业;在两职合一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好于两职分离的企业。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研发经费提高了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

中国创新规模较大但是创新质量水平相对较低。文章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企业研发经费、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数量互动关系显著;无论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还是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均不足以有效推动中国目前较低的创新质量;政府研发经费绩效不高,只能间接带动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具有正向互动关系;创新数量的提高会带动创新质量的提升。     

地区市场异质性、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地区市场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在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上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也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影响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论文运用2003—2018年31个省级区域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科技财政支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论文研究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研究机构的不同而不同以及是否具有地域性特征。研究发现,科技财政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将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科技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对西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机构和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高校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影响显著;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科技创新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了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关系实证研究——来自深市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974家深市主板和中小板企业为样本,围绕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中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并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度低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产品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绩效不相关,股权集中和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明显,即在股权集中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好于股权分散的企业;在两职合一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好于两职分离的企业。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需求、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北京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驱动理论,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研发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组合协同互补效应显著,但组合效果会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别。具体来说,对成长期企业二者组合竞争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负协同。对成熟期企业,二者组合互补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正协同。对衰退期企业,二者组合效果无显著影响,组合效果为无协同;②总体来说,市场需求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对于衰退期企业抑制作用显著;③市场需求在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结论一致。对成长期企业,政府干预优于市场调节,对成熟期企业,市场调节优于政府干预,对衰退期企业,政策引导效果更优。最终,提出促进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2013—2019年中国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负担通过强化企业的节税盈余管理行为促进了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企业调整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收负担引致的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为。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税收负担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机制,为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为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实践建议。     

简政放权对企业创新研发的引致效应

企业的创新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文探讨政府简政放权相关制度要素对微观企业创新研发的引致效应.选取2008-2016年度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结合《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匹配,研究发现:(1)政府放权程度愈高,对企业创新投入与研发产出的激励效应愈为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可靠;(2)放权越彻底,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特别是对于高财务杠杆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对制度环境的预期越加乐观,制度环境对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愈加显著.为进一步把脉行政体制改革、引导微观主体创新,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税收优惠政策与僵尸企业挤出效应——基于上市公司退市风险和创新投入的双重视角

减税降费政策在为正常企业降低成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僵尸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无效化和税收政策的失效.本文从A股正常企业的退市风险和创新投入视角分析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僵尸企业挤出效应的影响,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传导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以营改增为代表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会扩大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而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为代表的选择性资格认定型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抑制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退市风险和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重精准性原则,根据企业异质性特征深化税制改革,并进一步完善僵尸企业治理和退出机制.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行业研发环境与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引导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所得税激励模型

科技创新企业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科技发展的生力军,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当的财税政策以促进中小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从当前国家鼓励创新的背景出发,对我国当前的企业税收体制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成果进行研究和借鉴,提出一种简单实用、能够引导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逐步成为研发活动主体的新型动态税收激励模型。     

税收减免提高企业创新活力了吗?——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检验

在当前财政收支压力较大情况下,国家坚持“放水养鱼”的税收减免政策,其意在于通过对实体经济的让利来增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本文运用2007—2020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证实了税收减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效应。本文还以2014年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弱化减税活企促创新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减免缓解了成长期企业、中小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增进了这些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表明,在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境况下,坚持税收减免政策中长期化以及进一步提高税收减免政策精准性,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