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市场潜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基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94个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地区市场潜能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方式促进了乡村振兴。异质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正向外溢效应更多。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总消费，还能通过拉动高档商品消费、抑制基本商品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总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数字金融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组；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弥合是扩大居民总消费的重要机制，实现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支付、网络购物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数字金融能弥补市场化程度的不足吗?——基于农村发展的视角

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此,文章使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脱贫攻坚进程中数字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经验总结。研究表明,2011—2020年期间,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更低,同时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更高。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市场化程度存在替代效应,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数字金融对农村发展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另外,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市场化程度的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脱贫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方面。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对中国未来制定相应的数字金融政策与监管方案以推动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科技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基于农村信贷投入与异质性分析

科技金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也是国际环境竞争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乡村经济成为必然趋势。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熵值法分别对我国各省市的科技金融发展以及乡村振兴进行测算，使用系统GMM方法探究科技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科技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步伐不断加快，科技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科技发展水平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西部大于中部大于东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信贷投入在科技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农村信贷投入是科技金融发展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渠道；提高农村信贷投入，是科技金融对乡村振兴正向冲击的新引擎，是完成乡村振兴这一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能力？

基于相关省份2011—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度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就其空间演化特征展开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在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乡村振兴、提高信息通信技术（ICT）扩散强度两条路径作用于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数字金融发达地区和碳减排能力较强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与区域碳减排能力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本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能力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共同富裕?——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视角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文章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联系,依据2012—2019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起积极促进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机制。通过时间异质性检验,得知“宽带中国”战略增强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得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明显,在我国西部地区作用效果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技术效应和普惠效应,既有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也有利于满足共同富裕中促进均衡发展的要求。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法,在考虑人力资本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呈现出地域的异质性,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内在机制表明,存在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与结构优化→共同富裕建设推进”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最后,我国共同富裕建设存在较强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现象,且主要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风险控制问题研究

在农村小额信贷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变革趋势。目前,我国正处于后疫情时代,发展农村数字金融是实现农村经济结构再造的必由之路。这不仅为数字化产业带来机遇,也为监管机构带来挑战。所以,有必要从农村信贷的基本特征出发分析数字金融在进入农村市场时带来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农户进行政策分析,为我国控制小额信贷风险、实现数字金融与“三农”发展的良性融合提供理论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数字金融、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与债权人异质性

借助2011~2018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金融是否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负向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地,基于债权人异质性视角,发现数字金融对银行贷款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商业信用贷款融资具有抑制作用。从数字金融的传导机制来看,企业内部控制在数字金融影响的机制识别中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基于此,结合实证研究结论从落实数字金融政策、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提升企业自身内部建设等角度可为中小企业融资纾困解难提供相应的建议与参考。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数字乡村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应对百年大变局、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向内源型系统性转变的重大战略抉择,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的农业农村对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数字乡村战略立足我国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将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在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关键的功能。国内大循环为数字乡村的加快推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数字乡村也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强农业内生发展能力,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提升农村消费总量,拓宽农村就业空间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及促进农业农村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上发挥了巩固和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协同作用,四川省数字乡村的实践经验也印证了其强大的协同效应。基于现阶段取得的成效,数字乡村的后续政策应着力从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完善乡村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管机制等三方面入手,保障战略的平稳实施和价值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