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

以2008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CEO-TMT断裂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呈显著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承担在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到中介传导作用；高管薪酬激励负向调节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丰富了团队断裂带及高阶梯队理论，对于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强化公司内部治理能力以及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差距、大股东持股与研发投入

笔者基于研发投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并探究大股东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高管薪酬差距可以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大股东持股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股权制衡度可以缓解大股东持股在“高管薪酬差距-研发投入”关系上的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型高管权力与非技术型高管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为样本,从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技术型与非技术型高管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从权力的四个维度: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比了两类权力的影响权重。研究发现:(1)技术型高管结构权力比非技术型高管对企业绩效的驼峰关系更显著,且风险承担起部分中介作用。(2)技术型高管所有权权力比非技术型高管对企业绩效的驼峰关系更显著,且风险承担起完全中介作用。(3)技术型高管专家权力比非技术型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且风险承担起部分中介作用。(4)技术型高管声誉权力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非技术型高管声誉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4—2018年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所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激烈变化会增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内部控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研发投入与并购市场收益——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2014年我国制造业、信息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探讨研发投入对并购市场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研发投入与并购市场收益、企业经营绩效与并购市场收益等3对关系均显著正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企业经营绩效对研发投入与并购市场收益关系的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效应受到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削弱型调节。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国有资本介入与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基于高管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通过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和抑制高管机会主义行为,提高民营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资介入对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存在国有股东派遣的董事、所处“亲清”政商关系健康程度较高时更为明显。此外,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价值和股票市场表现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为深入理解国资介入对民营企业冒险性决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 A 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否抑制高管在职消费?

会计信息可比性是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抑制高管在职消费,通过对投资者产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占比分类后,我们发现在民营企业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的企业中,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和高管薪酬激励在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作用,揭示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途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尾部系统风险视角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尾部系统风险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尾部系统风险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信息质量和资金状况作用于个股的尾部系统风险。就信息质量而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信息操弄程度和股价信息含量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关系。就资金状况而言,数字化转型将降低企业内部现金充裕度,并增强企业金融投资趋势。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尾部系统风险的影响在有数字化研发项目、高管薪酬水平较低、财务风险水平较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地方金融监管强度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为深化企业改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员工薪酬与公司的成长性——基于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而很多学者忽略了同样具有激励作用的员工薪酬。本文对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薪酬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寻找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薪酬与高管薪酬仅在国有中小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可以提高其成长性;通过对薪酬差距的研究可知,在设计薪酬时不仅要考虑薪酬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还应注意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考虑高管团队协作需要、财务风险、技术复杂性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薪酬差距的影响。     

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如何合理化企业内部薪酬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证考察了在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统一程度提高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市场统一能够改善普通员工薪酬、抑制高管薪酬,从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构建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员工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改善普通员工薪酬。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还能够发挥治理效应,缓解企业代理问题,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缩小高管超额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效应在人力资本质量更高、盈利能力更强、内部治理较差、外部监管较弱、地区GDP水平较低以及中西部地区样本中更显著。     

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问题研究——基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

高管超额薪酬现象是当前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结合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监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问题。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女性董事的存在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然而,这种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这种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高管薪酬支付期限:长期或短期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支付期限变量,首先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支付期限的长短;其次,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探讨了其对高管薪酬支付期限的影响。在经过实证分析后,本文得出高管薪酬支付期限的长短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有关:公司研发投入越多、过去的业绩和治理情况越好,公司高管薪酬支付期限越长;反之,则薪酬支付期限越短。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薪酬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经济增加值EVA作为公司价值的评价指标,从EVA总量和EVA动量两个维度探究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高管年度薪酬与企业价值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并没有提升企业价值,目前部分国企高管薪酬设定的合理性值得考究.本文的贡献是为薪酬激励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评价指标,有利于为完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确定机制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针对金融发展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问题,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及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两类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第二,两类代理成本都能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第一类代理成本产生的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别,但第二类代理成本产生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第三,两类代理成本均能在金融发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仅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显著。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而且对于重新审视公司治理机制在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与服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