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促进涉农贷款的投放吗？

涉农贷款投放不足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具有普惠性特征的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涉农贷款的投放吗？本文采用2011—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区域内银行的涉农贷款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银行涉农贷款的投放，且这种影响对东部地区的银行更大。具体影响机制为，数字金融通过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提高银行抵御风险能力，从而促进银行涉农贷款业务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内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以上影响起到正向的强化作用。本文丰富了数字金融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银行竞争度、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银行竞争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竞争度的提升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的程度越大,银行竞争度提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强;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将有助于减轻银行竞争度下降所带来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企业规模越小、管理费用率越低、成长性越好的企业,银行竞争度的提升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     

委托贷款定价机制及其业务发展对金融调控的影响

近期,委托贷款相关问题由于银行“钱荒”事件备受市场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3年6月末河北省委托贷款逐笔明细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委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及其业务发展对宏观金融政策调控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子银行、委托贷款的风险程度会显著提高其利率水平,而国企委托和委托期限会显著降低委托贷款的利率水平.研究还揭示,影子银行、国企委托贷款风险敏感性强,委托贷款合同金额对委托贷款的利率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对金融调控的影响方面,发现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多样、投放形式复杂,投向主要流入房地产、制造业等产业政策重点调控领域,存在风险交叉传递隐患,需引起足够重视.     

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收缩的成因及对策

当前银行商业贷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受制于主客观因素而增长乏力。本文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需求降低,反而表现出强烈的技术导向趋势,尤其是高科技型制造业企业在研发投入上呈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但由于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以及银行金融风险的增加进而导致银行商业贷款投放收紧。另外,就商业银行贷款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讨论,并从银行经营理念、金融产品、政府信贷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对进一步加大商业银行商业贷款投放力度,助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优化意见。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2011—2013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其作用渠道包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中等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在数字金融发挥外溢效应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信贷资源获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提供参考。     

银行内部审计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6—2019年我国79家商业银行为样本，首次实证检验了银行内部审计对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银行内部审计治理水平越高，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越低，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审计对收益减少型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内部审计对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的治理效应在大型银行、上市银行更显著；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内部审计能够替代外部治理机制，对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发挥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金融与审计领域的交叉研究，为银行监管机构科学评价内部审计工作，区别利用内部审计成果，提高监管效率及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金融、银行竞争与流动性创造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对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200家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竞争会恶化银行负债质量,通过存贷协同效应抑制其流动性创造功能。在结构上,数字金融竞争压力会促使银行将传统存贷业务向同业和表外业务转移,加剧流动性创造分化。第二,在商业模式上,数字金融的“挤出效应”会抑制银行网点扩张,“创新效应”会促进手机银行发展,二者共同推进银行向数字化经营转型。在空间上,数字金融会促进银行分支机构布局调整,增加其对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金融供给。第三,“创新效应”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取决于创新质量。银行的创新数量越多（广度）、技术更新越快（深度）,“创新效应”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越强。从长期来看,高质量创新有助于抵消数字金融冲击的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首先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调节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模型解析数字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利用降低融资约束和推动技术创新两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更高、市场化程度更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促进作用更突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时间以及地区的异质性，在2016年十三五规划颁布后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促进作用更明显。其次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与区际银行竞争——基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2011—2018年中国银行业区域性价格竞争指标,探索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了当地银行之间的竞争.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大型国有银行相对市场势力的集中和股份制银行相对市场势力的下降;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地区银行竞争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竞争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效应,而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银行竞争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数字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     

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基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2006-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本文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绩好的银行、资产规模小的银行、贷款比率和存款比率高的银行以及位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省份的银行,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规模更小,说明银行业绩压力以及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的重要因素。而且,商业银行从事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的规模越大,其潜在经营风险越高,具体表现为买入返售业务的低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但是这种负效应在存贷比比率高的银行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向影子银行体系融出资金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规避贷款能力受监管限制而对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     

政府股东、银行治理与风险承担

银行治理是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银行治理的漏洞一旦扩散,会大幅度提高银行风险、动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甚至打击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水平和贷款质量是衡量银行风险的关键指标,是政策监管的核心。本文对中国74家上市银行和非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4年年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政府控股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最后,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风险水平低于非境外持股的银行。     

数字金融缓解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银行综合效率的冲击吗？

本文以COVID-19疫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外生冲击作为考验银行经营应急能力的“准自然实验”,根据超效率E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分解并评价银行综合效率指标,运用PSM-DID模型深入分析疫情对银行综合效率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的缓解效用及其路径机理,分析银行规模、逆周期信贷投放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OVID-19疫情对银行综合效率形成了不利冲击,该冲击具有随时间逐渐递减的动态变化特征,数字金融则通过调节路径发挥缓解冲击的作用,但该作用受到银行规模、逆周期信贷投放水平的非对称性约束。本文丰富拓展了数字金融、银行经营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为监管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决策参考依据。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当前，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字金融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环境质量；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当绿色融资成本越低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分区域和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相比于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     

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基于动态DEA与PVAR模型的因果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4-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银行业,数字金融对银行运营效率具有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较低的银行运营效率对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力逐渐提升,数字金融和银行运营效率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数字金融与银行运营效率的双向影响在金融集聚度高的区域与银行主导区域显著存在。数字货币基金对金融全行业运营效率具有逐渐趋弱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和金融集聚度低的区域尤为明显。     

饶河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饶河金融生态环境基本情况 1． 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支持有 效。一年来，饶河经济在金融的支持下 保持了稳步发展势头。2004年，饶河金 融机构累计投放贷款3． 62亿元。其中，农 村信用社累计投放贷款1． 98亿元，人民 银行为其申请支农再贷款4700万元，有 力地支持了“三农”发展。2005年上半 年，饶河县金融机构累计投放贷款2． 64 亿元。其中，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贷款 1． 93亿元，人民银行为其申请支农再贷     

市场潜能、制度环境与数字金融发展

本文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市场潜能、制度环境对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市场潜能显著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其传导机制在于扩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拓展数字金融产品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市场潜能对数字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制度环境门限效应,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市场潜能越能够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对数字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城乡、地区异质性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宏观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9年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大,这一作用是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家庭金融关注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