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资助研究

"两免一补"实施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因交不起学杂费和课本费而造成上学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目前民族地区农牧民家庭经济收入差异较大,存在相当数量经济收入水平很低的贫困家庭,其子女①就学产生的家庭经济负担过重问题并未随"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完全解决。对这些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最底层的贫困学生,需要政府继续提供更多的就学资助,以保证他们真正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重庆经济区人力资本开发问题与对策

重庆经济区人力资本开发存在水平低，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从政策上看，人力资本开发政策，投资政策，利用政策等方面的某些失误是其重要原因，应实施“科教兴渝”战略，推行教育模式革命，大力发展区域教育事业，同时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完善人力资本利用政策。     

代际收入流动与教育: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教育是父辈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代际收入流动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根据Becker模型计算了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和边际教育消费支出均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我国教育对收入代际转移的贡献率也更高,其政策涵义是提高政府投资在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县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两免一补”政策的贯彻落实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改革初衷就很难真正得以实现。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

当前我国农民自身增收能力较弱,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下的低水平就业能力限制了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根据在重庆市的调研资料分析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教育—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收入”是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路径中的核心传导机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农民就业能力,是农民稳定增收的根本途径。     

“发展中贫困”困局的成因与破解对策——来自新阶段重庆扶贫开发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收入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微观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城镇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人力资本是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工作经验回报系数为负值,即人力资本“贬值”,且培训回报率不显著。另一方面,与城镇职工相比,城镇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在教育、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回报系数都低于城镇职工;城镇职工“身份”的工资溢价达到12％以上。因此,需要针对城镇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采取更有效的扶持政策。     

高校扩招政策效应的经济分析——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随机模型与数值模拟

高校扩招是一种作用于众多理性主体的政策过程,涉及多方面子政策的综合作用,需要一个微观基础框架来分析评价其政策效应。利用人力资本的理性选择模型进行模拟发现,以降低人力资本阈值为基本政策工具的高校扩招,能在收入和人力资本两种意义上的效率和公平方面实现双重改进,而其伴生的一些问题,大多不是扩招本身所致,而是教育投入等相关配套政策及措施未有效跟进所致。各级政府应通过提高并保证教育总投入、协调扩招速度等各种配套措施的有效跟进,进一步完善高校扩招这一教育大众化进程。     

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1987～2008年中国人力资本基尼系数分省数据的考察

运用人力资本基尼系数测算了我国1987～2008年30个省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状况,并将这一指标加入索洛模型中,采用收敛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与地区经济增长负相关,这一关系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差异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制定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时,不但要考虑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且要注重改善各省区内部人力资本不平等的状况。     

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的度量与分解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时，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来表示人力资本的状况，运用三种衡量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的统计指数估算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状况。通过对统计指数的分解，发现组内人力资本分布差异对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总差异的贡献率远大于组间人力资本分布差异的贡献率；建立模型回归分析，发现省际间的教育经费差异对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总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论对于我国今后人力资本政策的合理调整和科学规划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迁移对教育回报率阶层差异及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差距较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劳动力迁移能显著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中、高收入群体和接受中等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进而强化其收入优势;教育回报率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受教育水平分布不均更大,劳动力迁移总体上有助于缩小与个体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差异相关的收入差距。因此,教育资源的分配要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层次,并清除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以缩减由个体受教育差异引致的收入差距。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2010）数据,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测度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高,且对城镇的收入边际效应大于农村;（2）政策允许家庭生育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村家庭子代收入的提高,家庭一旦超生则会显著降低子代收入,而且相对于农村家庭子代而言,城镇家庭超生对子代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3）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力呈现出U型特征,对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城乡收入差距贡献相对较小,其中政策允许生育胎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奖惩兼施,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教育质量,促使城乡居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趋同。     

河南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影响因素及治理措施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导致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受到制约。影响河南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因素是城乡产业的迥异、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差距、工业优先发展的措施和体制等。应采取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链等措施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

在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而居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以及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下,研究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知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提高了财产性收入,即金融发展对财产性收入具有增长效应;而金融知识对上述增长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从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多.通过对人力资本水平、家庭风险偏好以及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风险偏好较高的家庭以及城镇家庭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高,金融知识的调节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向大众普及基础的金融知识,这有利于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提高财产性收入.     

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理论分析及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亟待改善已经成为共识。对现有理论文献的系统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和不同形式的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差异较大，应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其影响如何却研究不够。本文在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探讨我国目前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现状及原因,并得出相应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规避研究:人力资本的视角

结合“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目前我国劳动力数量、质量与结构变化带来的潜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通过剖析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外部效应以及国外的人力资本投资经验,从教育投入、技能培训和健康资本投入三个方面,提出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人才新政”、人力资本质量与企业信息环境——来自管理层预测的证据

以2017年起各地陆续实施的“人才新政”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人力资本质量对管理层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才新政”会提高管理层盈余预测准确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减少信息不确定性和降低盈余波动性来实现的,且“人才新政”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地区人才存量少和企业资本密集度高时,“人才新政”对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更显著。深入分析还发现,“人才新政”会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减少财务重述、降低盈余管理,进一步证实高质量人力资本能改善企业内部信息环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