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

中国家族企业的"短寿"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本文试着将公司治理理论引入到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性问题的分析中来.研究发现,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逐渐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引入到企业中来,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结合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公司治理与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

中国家族企业的“短寿”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本文试着将公司治理理论引入到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终性问题的分析中来。研究发现，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逐渐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引入到企业中来，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结合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但董事会规模削弱了该效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在代理成本高、内部控制差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未有效发挥风险治理作用。本文为全面考察中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证检验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家族经营对家族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占主导。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家族经营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说明家族经营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此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融资约束越弱或资本逐利动机越强,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大。     

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文献述评

随着家族企业的高速发展,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自身效率、演进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文献综述,提出了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未来值得关注的地方.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研究

文化会对企业治理效果产生影响,这一点已经是普遍共识。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蕴含着深刻的企业治理理念,构成了我国大部分家族制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文化根基。本文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视角,深刻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现状,总结了我国家族企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和建议。     

浅析泛家族化与家族企业治理转型

家族企业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使得治理机制趋向权变性。家族作为影响治理机制的关键因素,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对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控制程度直接作用于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变革。家族的绝对控制难以适应于企业发展,家族治理模式亟需转型升级。本文从中国文化情境与家族企业特性出发,认为三类矛盾的存在使得家族企业治理转型需要一种折中方式,即基于泛家族主义对家族企业进行泛家族化管理。     

CEO自由裁量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还是抑制

自由裁量权作为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手段。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管家理论在我国实体企业中具有适用性,CEO自由裁量权与企业金融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业投资及股东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负向影响在过度金融化、代理成本高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采用权力机制治理过度金融化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金融治理、企业杠杆率与融资效率——基于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良好的金融治理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去杠杆向稳杠杆过渡的重要保障.在测算了"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的中国金融治理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其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升金融治理水平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融资效率,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达到54.20％.当金融治理水平和股票市场活跃度超过门槛值后,加杠杆对融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大幅减弱,将金融结构、融资结构作为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佐证了这一发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比,改善金融治理更能促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提高小型企业融资效率.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缺陷及对策

家族企业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未来。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分析,指出其治理结构中所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提出完善措施,这对当前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近年来,实业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家族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快速攀升引致的“脱实向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利用中国A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二代接班对家族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1)相比没有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有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金融投资水平;(2)相对而言,有实业背景的二代接班人更不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活动。进一步本文发现,二代接班对金融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集中于二代接班的准备和上位阶段,同时家族创始人子女数量的增多会增强二代接班人对金融投资的偏好。而家族企业的金融投资特别是长期金融投资挤出了企业的实业投资,最终损害了企业未来的主业业绩。     

ESG表现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制造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企业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均与金融化显著正相关。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得分匹配(PSM)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企业ESG表现对金融化的影响与制造企业权力结构有关,但与制造企业产权性质无关。两职分离的制造企业中ESG表现与金融化显著正相关,而两职合一的制造企业中此种关系并不显著。     

中国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战略分析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族企业在经历了初期的飞速发展之后,出现了发展瓶颈,管理资源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家族企业选择了引进职业经理人,将传统的家族治理与现代企业治理相结合。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效果因不同企业而异。这也说明了家族企业内部机制是影响职业经理人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本文初步分析了职业经理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并介绍了如何通过企业内外的机制协调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     

股权结构对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影响——基于国美与美的领导人换届

本文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与美的集团成功换届为背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家族企业换届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后果。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渐加剧,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公司发展的理性选择,然而,控制权私利的争夺更要求创始家族在股权结构上掌握足够优势,以确保企业可以正常运转并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从股权结构视角,通过对国美和美的案例的对比分析,指出股权过低对家族企业的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意义。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基于信任和制度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融合——以中国联塑为例

本文以中国联塑成功融入职业经理人并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案例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信任和制度如何交互影响及其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算计性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双重信任关系是消除分歧偏差及融合职业经理人的关键;第二,企业既可以通过包括激励、约束机制等在内的正式制度来固化信任,也可以通过企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结合,构建有效的信任机制;第三,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是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相互信任及融合的重要基础;第四,家族拥有绝对控制权是融合职业经理人并实现企业永续经营的有效保障。本文从信任和制度的双重视角揭示了中国家族企业融入职业经理人的动态过程,对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具有启示意义。     

家族企业特征、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16-2020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我国家族企业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在最高管理团队中的比例和家族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的比例越高,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且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家族成员在监事会中比例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代理成本在其中也发挥中介效应。本文为家族企业的治理以及审计师确定审计收费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股价信息含量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本文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经济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是股价信息含量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两种重要经济机制.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有助于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的倾向和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和股价信息含量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为从微观视角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