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了吗？ —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

为了考察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构建2011-2015年31个 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下,结合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贡献方面,数字普 惠金融不仅存在强烈的空间相关性以及集聚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但在地区间空间相关性及促进作用略有差异。在影响路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经济提升了区域金融稳定性吗？

摘要：本文针对现有文献在构建金融稳定指标体系上存在的不全面、不适当等问题,运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一个更全面的金融稳定指标体系。结果显示,2011－2020年我国金融稳定性显著提升,地区差异日渐缩小。在验证指标有效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金融稳定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深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从细分项来看,信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最大,保险影响最小。数字经济通过支持非国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金融稳定;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经济增速越快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市（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并从金融发展综合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3个维度构建金融发展的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实证得出：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之后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证实,科技要转化成生产力需要金融和资本的支持和结合。     

数字金融促进了制造业贷款的投放吗？

本文采用2011—2020年93家银行的制造业贷款数据和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银行制造业贷款投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降低贷款风险、提高盈利水平,降低流动性风险,从而促进了制造业贷款的投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规模越小、拨备覆盖率越低,数字金融对制造业贷款投放的促进作用越大;宏观货币增速越快、区域基础设施越不完善、城镇化水平越低,数字金融对制造业贷款投放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丰富了数字金融的相关文献,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银行利润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5～2021年省域层面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存在单门槛效应,在适当的金融规模和合理的金融结构下,银行利润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规模或金融市场规模占比过大,银行利润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金融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金融效率的持续提升,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基于“在险增长”方法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环境的重要变量。数字金融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的风险程度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介绍数字金融的内涵,并重点讨论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及风险性特征;其次,详细梳理了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而,使用“在险增长”研究方法对我国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及风险的关系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平均预期,还能降低经济意外失速的风险,从整体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基于城市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

摘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城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收入差距,而数字鸿沟中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教育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程度;（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地区间、收入水平和金融城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相关研究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制度质量、金融效率与门槛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的增长作用具有阈值效应,表现出非线性的变化特征。排除掉国别差异和遗漏变量的影响,我国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应如何解释?研究从"质量渠道"来检验金融发展的门槛增长效应,用制度质量和最适金融结构来控制对金融效率发展的制约影响。研究结论发现,金融效率的相对下降构成了门槛效应形成的主因,市场化的"制度质量"并未给予金融质性发展以可靠的制度保障,最适金融结构更易成为金融效率发展的制度性门槛,我国"金融-经济"的关联关系门槛效应明显。     

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金融科技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本文利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对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2）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投入是金融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3）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金融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边际递减,一味地发展金融科技未必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4）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不同维度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域差异特征。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将金融科技发展控制在合理区间,确保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

本文利用我国1995—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和引起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选择表现中国金融资源错配现象的金融发展变量,研究了它们与经济增长及其主要组成部分——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现象,这使得现有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优化资金配置从而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功能,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牵制作用。而标示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变量与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积极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金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支持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性金融。     

金融创新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而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基于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并不能确定,而金融创新通过促进金融发展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具有显著的时滞效应,且该效应呈东部、中西部递增趋势,表明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环境是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进一步研究证实,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趋势效应,即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为深入认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8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     

新型农村金融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

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传统银行为主导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已发生深刻变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整理得到的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东部地区和农村金融规模大的地区,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减弱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期货市场促进了经济增长吗

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期货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本文基于国内外期货市场发展的实践,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工具,对期货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国际国内,期货市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尤为明显。同时,相对于商品期货市场,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现实经济的需求,有必要进一步大力建设完善。     

各国金融开放效应差异的金融发展视角——基于经济增长效应和金融风险效应的分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度、金融体系完善程度、金融效率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从金融发展视角思考两者金融开放效应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东道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能更好利用外来资本、充分吸收流入资本溢出效应、降低开放后经济增长波动及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而其金融体系不发达又将降低开放后金融系统抗风险的能力,本国金融业落后与资本外流、流入资本结构不合理等隐患也有重要关联,另外金融监管不力会导致金融开放后银行和货币危机的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