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制度诱发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制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中国生态司法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公益诉讼试点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撬动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而非单纯的“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公益诉讼制度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公益诉讼制度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的绿色创新效应。本文丰富了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为“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最新经验证据。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风险透析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是一项高风险资本经营活动。体制风险、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和文化风险的产生具有客观性。建立趋同的价值理念，辨证认识民营企业，依法规范并购活动，实施人性化并购，是防控企业并购风险的有效举措。     

公益诉讼，让督察“拳头更硬”

公益诉讼检察参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改革举措。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后,检察机关及时跟进,针对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的问题,依法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其有效解决案涉企业非法排污问题。同时,依据民法典等追究违法企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将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落到实处。     

略论外资并购中国有资产的法律保护

外资并购作为一种普遍的融资方式,可以使国有企业的发展迅速同国际接轨,是促进国有资产流动与盘活的有效手段。从理论上讲,外资并购与国有资产流失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在现实中,外资并购往往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的政策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并购大型国有企业以实现在中国的本地化的经营。并购这种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有效方式,将外资并购推向一个高潮期。规范的跨国并购能为国有资产退出提供重要的途径。在并购政策的设计上,一方面要缩小“国退”、“外进”产生的偏离,引导外资更积极地发挥国有经济退出中承接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规范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外资并购与国有资产流失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外资并购国企已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热点。外资并购在对国有企业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其中 ,最不容忽视的是外资并购国企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文章分析了外资并购国企的特点、动因及其在并购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 ,并提出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策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双重金融摩擦与企业创新

文章考虑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双重金融摩擦，研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双重金融摩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加剧信贷市场摩擦和股票市场摩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存在着显著的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而非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仅存在信贷市场摩擦中介效应；在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中，信贷市场摩擦占比更大。     

国有资产流失源于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资产流失的速率日益加快已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的严重问题。据最低估计,目前国有资产正以每天一个亿的速度在流失,也有的人士估计每天以3·3亿元的速度流失。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伴随着扩权过程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能否在既定体制条件下既不妨碍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又可通过强化管理抑制国有资产流失?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与国有资产流失。只要政府拥有剩余索取权以及剩余索取权具有不可转让性,那么政企分离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因为政府作为所有权主体必将借助行政机制实施所有权约束,贯彻政府目标,企业就必然…     

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为了督促行政机关积极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高效利用司法资源,我国于2017年7月1日修改《行政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起诉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初步建立起了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由于立法规定了法定的诉前程序,即检察机关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诉讼,因此此次修法被视为是对司法权的限缩和行政权优先思想的体现.在对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数据进行分析后,围绕着行政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也显现出来.本文将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分析历年法律制度变化中两者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列举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变动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并且以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为切入点,为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建设性建议.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促进技术创新了吗——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跨国并购是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创新能力追赶的重要途径。采用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据,运用PSM DID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企业吸收能力越强,从跨国并购中获取的创新收益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

研究绩优企业创新行为,探讨了产权性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情景效应,回答了企业组织是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性抑或是“富而思进”的可能性。基于2011-2017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业绩期望顺差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强,总体上绩优企业创新行为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例。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且能有效降低业绩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的情况下,越能引导绩优民营上市公司从“富则思安”向“富而思进”转变。     

经济公益诉讼探析

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公益危机”现象,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资源危机、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等,进而引发了大量的经济公益纠纷。由于这类纠纷大多涉及社会整体利益,其性质既不同于民事纠纷,也不同于行政纠纷,依照传统诉讼理念和司法制度是很难或者无法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予以解决的,而经济公益诉讼正是以其独特的诉讼模式和新型的权利义务分配方式适应了社会发展过程巾解决经济公益纠纷的需要,有效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对共同利益在程序救济上的内在要求。     

浅析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权力的触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的行为往往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公共利益受损的实践状况,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应运而生,并在学界引起了如火如荼的探讨。文章正是基于此背景,研究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状况,分析当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扩大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以及健全行政公益诉讼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相关建议。     

试论法律规范下的企业兼并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涉及产权变动的企业并购中要规范资产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逃废银行债务及国家税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民企与国企的比较

新形势下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改革有助于推进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地级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成长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制度场景。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引致的“制度红利”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成长;与高科技行业相比,“制度红利”对民营企业成长的促进效应在非高科技行业更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促进销售增长、增加投资支出和营业收入及降低代理成本等途径对民营企业成长产生影响。当下,应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将更重要的行政审批权和更具针对性的权力下放到位,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制度红利”。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现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在立法上还处于空白。因此,在借鉴国外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经验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首先,在立法上应对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予以规定。其次,应在程序上制定一系列保障措施．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安全、快捷、方便的途径。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黑龙江省企业资本并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资本并购是新时期企业竞争战略的主要调整方式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有利形势下,黑龙江省的投资“洼地“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全省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黑龙江省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些都为黑龙江省企业把握资本并购机遇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并购也带来诸如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黑龙江省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依赖性和国有企业职工分流安置等问题.因此,黑龙江省的企业要在并购中发展自己,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推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在并购中引导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发挥政府在并购中的积极作用,构筑企业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规范企业家的选拔制度.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