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父代居住模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父代居住模式的全新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引入父代参保状态和再就业状态变量,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1)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代收入越高,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可能性越大;(2)父代的健康状况、参保状态影响子代收入,父代医疗方面的支出对子代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城市中的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更容易保持或高于父代所在的收入阶层;(4)得益于父代提供的代际照料和代际支持,与父代同住的子代有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代际收入流动的复杂性,因此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有利于探究子代收入的变动原因及其机制,揭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异。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路径研究——来自CFPS的证据

教育代际流动反映长时间跨度内的机会是否公平,而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2018年数据库,专注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形成路径和原因分析,通过教育代际流动系数、流动方向和流动程度三个视角探讨农村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贴合中国农村教育现实背景,得出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性别差异主要由均为文盲的父代-子代配对为源头;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方向性别差异主要由低等教育家庭女性子女无法获得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而造成;农村教育代际流动程度性别差异主要由低等教育家庭女性子女在获得高阶向上流动时的劣势地位造成。     

非自愿搬迁与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视角探讨了非自愿搬迁对移民教育公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移民教育代际梯次流动与跨越式流动的模式,并利用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非自愿搬迁显著提高了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有利于促进教育代际公平发展。异质性与机制分析发现,相比市内安置和后靠安置,市外安置和非后靠安置更有利于改善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宏观受教育机会环境、家庭社会交往环境以及个体同伴相处环境在非自愿搬迁改善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强化作用。此外,在不同教育层级上非自愿搬迁对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特征,非自愿搬迁对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改善主要发生在较低教育层级,且在该层级上移民教育有明显的代际跨越式向上流动,但移民并未明显由较高教育层级代际梯次流向更高教育层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基于教育代际流动规模和质量双重视角保障移民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公共教育水平的提升如何增强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FPS和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公共教育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仍处于较高水平。其次，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母；而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无需依赖父母。第三，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当公共教育水平较低时，公共教育无法发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调节作用。当公共教育处于中等水平时，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公共教育水平较高时，公共教育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最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提高公共教育水平、促进机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教育代际邻里效应与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来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证据

本文实证检验邻里教育环境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因果影响,探究教育在社区层面的代际外溢效应。利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各省分阶段实施的准实验,我们发现,给定自己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社区其他母亲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男生、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母亲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受邻里教育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代际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并不限于孩子间同伴效应,还会通过社会互动或榜样效应影响家庭的教养环境和教育期望。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中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实证研究*——基于Jorgenson Fraumeni未来终生收入的估算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1988年、1995年、2002年及2007年独生子女样本,使用Jorgenson Fraumeni未来终生收入法,旨在更加精确地估算中国城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并分析其时间趋势、群体分布特点。研究发现：第一,基于该方法得到的未来终生年收入均值可最大程度显著减小父代收入测量误差导致的向下偏误。第二,我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趋于下降,收入结构趋于固化,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范围分别为（大于0262）、(大于0483)、（0466,0544）以及（0483,0554）。第三,中国城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呈现非线性特征,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代际收入流动差别较大。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

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成份的划分对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代际影响。考察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男性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我们发现它在毛泽东时代因成份歧视的影响出现了下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有所反弹。我们也发现,年龄在16—18岁之间的孩子中,地主/富农和中农家庭的后代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我们的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其延续性和坚固性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

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成份的划分对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代际影响。考察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男性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我们发现它在毛泽东时代因成份歧视的影响出现了下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有所反弹。我们也发现,年龄在16—18岁之间的孩子中,地主／富农和中农家庭的后代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我们的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其延续性和坚固性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教育——基于CHNS和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等级教育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采用不同数据和衡量指标的回归分析中,幼托和初中都呈现出一致的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大学则呈现出一致的阻碍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而小学和高中的作用方向波动较大,尚无一致结论。这意味着,增加对幼托和初中阶段教育的公共投入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限。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注重收入代际流动性测估研究，突出家庭资源影响因素挖掘，重视教育代际传导途径探讨，强调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分析，但本土理论建树欠缺，内在机理探讨不足，多种学科观照较少，定性定量结合不够。展望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我们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重视内在机理探讨，强化多维视角剖析，推进质量结合探究。     

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

本文以两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为数据基础,在采用多重估计方法对流动性趋势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分解方法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构成进行分解。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的"倒U型"趋势,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都同时存在;约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子代,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在6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对代际流动性趋势构成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代际流动,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即由社会阶层分布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所引起的流动,是社会总量发展的结果;排序效应所引起的流动性水平次之;离散流动对总体流动性贡献不大。增长效应的变化趋势是总体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将增长效应从总体流动中剔除后,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变得较为平稳。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4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青年的"啃老"现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基于家庭代际交换理论,从日常生活及住房两个维度,量化界定"啃老"概念,对中国已婚青年的"啃老"现状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影响因素及其强度,特别关注独生子女与流动人口群体的"啃老"特征。中国已婚青年确实存在较为普遍的"啃老"行为,但主要表现在住房资源维度;独生子女在住房及日常的家庭代际交换中更倾向于"啃老"和"强啃老";流动减少了青年的"啃老"风险,但未显著提高其对父代的赡养可能性。已婚青年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经济收入与父代特征等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家庭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消除妇女儿童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实施积极的教育反贫战略,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