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转型对绿色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基于技术驱动路径的研究

以9个能源消费大国2001—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Super-SBM模型构建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样本国家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并基于面板门槛回归,审查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N"型,即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的能源消费转型程度才能促进绿色经济增长;(2)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过程中,提高技术,尤其是能够推动技术前沿的新兴技术,能够有效的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水平;(3)若大量的技术资源没有用于研发新兴技术,而是用于改善、维护已有的技术设备,则不利于在能源消费转型过程中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     

数字经济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宏观数字经济水平与微观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传导和区域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机制。研究表明:区域数字经济可通过显著促进煤炭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数字金融能强化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即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论为煤炭企业通过数字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拓展和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

以5G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工业产业的发展格局,而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一代工业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工业经济增长,而以电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负的调节效应。政策建议：制定绿色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出台“一刀切”的禁止性政策;进一步支持以电信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着重协调好数字技术的增长效应和治理污染的抑制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与突破

低碳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还作为一种"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方方面面。低碳经济是一个大系统,生产系统和支持系统构成了这个大系统的核心部分,低碳产业、低碳流通和低碳消费构成了生产系统的物质基础,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是支持系统的关键要素。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结构性约束。为此,要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从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的思考

能源的发展,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生产力、环保能力、能源结构等多项因素的共同影响。分析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如一次能源消费结构难以改变、高耗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有待提升和低碳技术在工业有待提高等。指出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转型的标志性目标,应以节能提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稳油增气、发展智慧能源、加大低碳技术的创新、使用清洁环保高效的可再生能源作为转型的发展路径。     

基于能源消费弹性变化的中国能源消费分析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衡量能源消费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项国际通用技术经济指标,伴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消费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相关性、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通过区分能源品种消费弹性系数贡献值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分解,2012年以前煤炭弹性系数贡献值明显高于其他能源品种,2012年以后煤炭弹性系数贡献值大幅降低,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弹性系数贡献值明显升高,清洁能源逐渐成为能源消费增量的主要来源。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高将推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持续脱钩过程,能源消费结构将持续低碳化转型,煤炭弹性系数贡献值将持续下降,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弹性系数贡献值将持续增长,从能源消费增量主要来源逐渐向主体能源过渡。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基于偏最小二乘模型的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30个省份2000~2010年主要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通过K-均值聚类分析将各省域按照"排放———效率"类型分为四大类,并运用偏最小二乘建模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市化率以及碳排放强度对4类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4类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是4类地区碳排放共同的驱动因素;对于高排———低效地区和低排———低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高排———高效地区与低排———高效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并无显著的倒U型关系;另外,能源消费结构与4类地区碳排放的相关性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对上述差异做出分析与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消费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应同时考虑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量与经济的关系,基于1981-2004年中国GDP、能源消费量及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统计数据,利用格兰氏因果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能源消费量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内,能源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能源消耗量与GDP之间不仅具有一定的协整关系,还存在着从GDP到能源消耗量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从长期均衡来看,GDP每增加1%,能源消耗量增加1.458%.因此,在能源稀缺的条件下,应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源,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日本能源与电力消费效率分析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也是能源和电力消费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本文论述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各阶段能源和电力的消费特点,重点对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经济效率)和电力消费效率发展变化趋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推行节约能源是促进日本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电气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电力消费强度呈现出与能源消费强度不完全一致的变化特点,并提出对我国能源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空间关联网络溢出模式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中国能源效率——基于岭回归的分析

分析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三个指标共11个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运用岭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显著地与能源效率正相关,技术进步会提高能源效率;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会降低能源效率;煤炭消费比重提高也会降低能源效率,而石油消费比重提高则会提高能源效率。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均会显著地改善能源效率。     

数字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作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座,数字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层面系统梳理数字新基建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采用2013～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具体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结论在经内生性检验后仍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新基建能通过促进知识共享与增加绿色金融扶持等途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因此,应构建集群式数字新基建格局、采取差别化数字新基建战略、探索数字新基建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维路径,不断拓展数字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技术创新融合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