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学研究综述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的快乐经济学如何去定义、测量和计算人们的幸福和快乐水平,概述了快乐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发现和贡献,强调了除收入以外影响人们幸福和快乐的要素,比如健康、就业、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文章还探讨了平等与效率、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的福利效应和快乐经济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含义。     

试论消费决策与幸福:动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

精神与物质并非全然等价,漠视心理机制,侈言幸福。本文不仅内生化传统经济学的偏好,引入心理学对人类心智需求的观点,建构一套同时考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幸福模型(动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考量情绪与理智并存以及交互运作的本质。模型中理性的代理人透过消费与心理特征取得,达成目标;而掌管情绪系统的委托人除根据本能性、社会性与潜在的我世界三种动机,订定目标外,也对代理人的行为结果进行幸福评价。本模型不仅更完整呈现幸福的形成与演进,也揭示多元的心理哲学意涵,并合理解释若干幸福的疑义。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民幸福变化与区域差异比较

国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幸福感的变化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wor l d val ue sur vey)的五次数据,文章重新考察了人均国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收入之外其它因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先降后升并且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2)不同省份的水平比较显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许多贫穷的省份反倒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一些富裕的省份幸福感很低;(3)不同区域的垂直比较发现,幸福感指数的变化总体上与国家幸福指数有相同的趋势,但不同的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差异;(4)中国的收入——幸福悖论需要纳入非收入因素,才能合理地解释不同省份和区域的幸福感变化趋势与差异。     

伊斯特林、莱亚德、奥斯瓦尔德对幸福经济学的贡献——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伊斯特林、莱亚德和奥斯瓦尔德是幸福经济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中,伊斯特林是幸福经济学的开创者,最早发现并提出“幸福—收入之谜”这一重要的经济学命题。莱亚德侧重于研究心理健康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认为心理健康是衡量幸福感最有效的指标之一,能较好地解释一国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奥斯瓦尔德重点关注生命周期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并对影响幸福的各个因素进行了精准的实证检验,是幸福适应性理论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三位学者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幸福经济学的发展,被科睿唯安公司授予2022年度经济学领域的“引文桂冠奖”。     

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述评

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幸福效用化一效用物质化一物质化效用数理化这么一条主线展开。     

财富与幸福：幸福——经济学的新追求

我们追求幸福。我们追求财富。 如果幸福是我们的终极追求，那么，财富是什么？ 如果财富是我们的一生追求．那么，什么才是幸福呢？     

经济学的重新解读: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

斯密和他之前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幸福是经济学之中的重要元素,经济学缺少了幸福的理念将会跑偏方向,缺少了经济学的幸福也无法良好发展.但是之后的200多年里很多欧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发展呈现出幸福感少甚至幸福感消失的情况,文章主要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理念来再次解读经济学的成本、消费和财富,不仅能够显著拓展经济学的范围,还能保证政策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     

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与神经科学相结合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不仅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以神经经济学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其他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为主线,对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和展望。     

幸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扬弃与回归

文章通过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分析经济学领域中把幸福作为研究目的和出发点的扬弃与回归过程。笔者认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幸福的学问——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我主要讲新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而新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新经济学是描述性的。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这里的幸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宪政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研究

在经济学世界里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文章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的检讨,重点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有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互补或互替关系,宪政秩序是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平衡机制,也是"国家悖论"的制度之解.     

论幸福悖论的成因与启示

从幸福与收入的关系来看,幸福悖论的成因是:达到临界收入后,收入的功能目的(必然性)向手段(可能性)的转换、收入边际效用递减与收入的负外部性凸显以致人们对收入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需要递增、个人自我实现与带来收入的工作的偏离等导致幸福悖论。揭开幸福悖论的面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现阶段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克服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重建公共家园,即关注民生、创造社会财富,把社会进步与个人自我实现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幸福的帕累托最优,才能真正踏上幸福经济之路。     

幸福的决定因素

据专门研究人类幸福的组织——蓝色区域（Blue Zone）最近的一项研究报道，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丹麦。在丹麦的街上随便拉住一个行人，让他们就自己的幸福感在10点量表（1表示最不幸福，10表示最幸福）上打分，一般人都会给出8到9的数字。再问他们为什么感到幸福，答案多半是生活稳定有保障，自己可以选择去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社交活动丰富，人人安居乐业。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吉林省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而公众幸福感却并没有得到同步提升。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要求已经处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因素等都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在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民生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力度,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公众幸福同步提升。     

关于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本文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成果,目的在于总结经济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发展线索和成果,为中国幸福感的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效用和偏好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以及偏好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总结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幸福感的最新动向。     

关注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不仅是一个人文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国民的幸福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和谐程度。     

人的发展程度是测量幸福快乐的根本标准——关于“快乐经济学”之我见

在"快乐经济学"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对幸福快乐的理解,较集中于消费领域以及人在消费中的主观感受。该文主张把讨论纳入以经济为核心的轨道,视经济活动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幸福快乐的客观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程度为测量幸福快乐的客观标志。我国目前劳动的外在强制性依然存在,总体生产力水平偏低,对规律的认识掌握还不充分,旧式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地位差别还很严重。为此,要正确认识我国国民目前的幸福快乐程度,从各方面不懈努力,自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提高全体国民的幸福快乐程度。     

林峰海：幸福考验执政能力

幸福是什么？一千个人也许会有一千个答案。因为幸福无法量化,也没有可加以衡量的标准。不论是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幸福感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当幸福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这种感受的获取，就需要切实的行动，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