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报问询函降低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吗

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会对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产生错误引导，识别和降低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升。以2015-2019年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如何影响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显著抑制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出于对声誉和预期收益的考虑，经验丰富的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会降低对收函公司的关注度；虽然年报问询函降低了分析师跟踪意愿，但却提升了继续跟踪收函公司分析师的努力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缓解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结论表明，交易所的非处罚性监管制度，通过甄别效应缓解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提升了分析师预测报告质量。     

非处罚性监管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是近年来加强一线监管的重要体现,但对这种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比较缺乏。文章基于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研究了非处罚性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且收到的财务报告问询函总数越多、针对同一财务报告的问询次数越多、财务报告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回函公告总数越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越强,同时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细分特征也会影响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和政治关联不利于问询函监管发挥作用,问询函监管通过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投资效率。文章的研究验证了非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体现了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创新监管方式改革",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证据。     

问询函监管与银行信贷决策的改善*

近年来,证券交易所推行的问询函监管逐渐成为保障和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机制,其实施效果自然成为监管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银行的角度研究问询函监管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溢出效应,具体考察问询函监管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公司被出具问询函后,银行的贷款利率显著更高,贷款期限显著更短,银行贷款要求提供担保的可能性和比例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处于信息风险和信用风险相对较高的情境中,或银行对信息风险和信用风险较为关注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幅度更加显著,不过,贷款期限、担保要求等非价格条款并没有显著差异。同时,问询函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在银企之间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时更加显著。最后,本文发现公司收到问询函以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显著提高,这表明信息风险是问询函监管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一个可能渠道。     

交易所问询函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交易所问询函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交易所问询函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会降低收函企业的业绩预告偏差;相比于国有收函公司,非国有收函公司降低其业绩预告偏差更为显著;不同披露类型的业绩预告带来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发布强制性业绩预告的收函公司降低业绩预告偏差更为显著。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更加重视监管制度中的交易所环节,适时提高监管措施中的业绩预告制度质量,以促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交易所问询函有监管作用吗?——基于并购重组报告书的文本分析

在国务院大力强调优化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形势下,2014年以来交易所广泛使用的并购问询函制度能否发挥监管作用,成为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本文研究交易所问询函是否降低并购重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并购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所问询函能够识别并购重组中的潜在风险,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报告书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并购重组交易更可能收到问询函。进一步地,被问询样本在收到问询函之后的买卖价差、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以及分析师乐观程度较低。针对具体作用机制,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修订前后的并购重组报告书,发现新修订报告书中标的方历史信息和前瞻信息的内容均更多,且更详细,表明问询函制度通过改善信息披露缓解了并购交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经济后果方面,本文发现信息披露改善较多的被问询样本重组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未来市场业绩也更好。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为问询监管政策缓解并购重组信息不对称提供了理论参考。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影响独立董事主动辞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独立董事作为上市公司核心人物,其离职是公司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当上市公司年报被问询后的高管离职行为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文章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独立董事离职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独立董事主动辞职的可能性显著增大;且年报问询次数越多、年报问询函内容涉及到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时,独立董事主动辞职的效应更加明显。这表明上市公司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的独立董事主动离职行为更有可能预示着公司存在着严重的治理风险。文章从独立董事主动离职的视角探讨了非行政性处罚带来的监管效果,为进一步加强问询监管内容提供可能的监管建议。     

交易所问询函监管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证据

基于近年来交易所问询监管这一重要政策,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和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数据为样本,考察年报问询函监管对公司财务风险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能够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水平,通过分组检验,本文进一步发现,相比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年报问询函监管对公司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问询函监管对资本市场信息甄别的效果——基于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研究

问询函制度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监管的重要手段。本文研究了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显著降低了公司盈余的价值相关性;问询次数越多,盈余价值相关性越低;该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变量替换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披露质量较差、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中,监管问询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更显著,而QFII持股能够弱化问询函的上述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问询函显著增加了信息鉴证方审计师的收费,减少了信息中介分析师的关注,并且导致信息传播者媒体的负面报道显著增多,验证了问询函作用于投资者的信息效应。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与公司CFO离职——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视角

以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公司CFO离职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报告问询显著提高了CFO离职的概率,且针对前一年年报或当年季报/半年报的收函总数越多,CFO离职概率越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差、外部制度环境好的情况下,财务报告问询对CFO离职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财务报告问询主要提高了执行能力较弱CFO的离职概率,CFO离职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同时,当继任CFO执行能力较强时,股价崩盘风险会显著下降。上述结果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制度能够发挥信息和监管效应,通过高管人员CFO的变更,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许可型与非许可型监管问询函的公告效应

交易信息的公告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公司现实的经营状况,可靠的信息对市场的良性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交易双方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监管问询函的出现,对市场信息公示做了更好的补充。基于此,选取两家零售企业,将问询函分为许可型和非许可型两类,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不同类型的监管问询函公告的市场反应以及对企业造成的实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许可型还是非许可型监管问询函,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许可型监管问询函的影响更为迅速,反应比非许可型监管问询函也更加强烈。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监管问询——来自内部治理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组织治理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新型治理方式。文章以沪深两市2015-2019年发放的内部治理问询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国企党组织治理对监管问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能有效降低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的概率和次数,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的。文章排除了国有企业俘获交易所官员和交易所弱化对国有企业监管问询这两种替代性解释。异质性分析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可以减少股东会治理问题、董事会治理问题和经理层治理问题等类型的监管问询。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减少监管问询的作用在讨论前置实施后和高管晋升预期高的样本中更加显著,且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会导致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下降。文章的研究丰富了监管问询的相关研究,拓展了中国式监管问询的治理因素。同时,文章检验了国企党组织治理的积极作用,为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启示。     

财务报告问询函影响高管超额薪酬吗?

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考察财务报告问询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报告问询函显著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也会显著抑制高管借助经营业绩进行薪酬辩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分析师跟踪对财务报告问询函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且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中的影响显著。本文从高管超额薪酬视角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拓宽和丰富了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理论研究,为证券交易所继续推进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内部控制报告审计的制度效应

2008年6月"五部委"(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我国第一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计划于2009年7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由于各种原因,实际施行推延到2011年,先在海内外双重上市公司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本文采用2008年实施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制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目的研究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制度的"第一时间市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第一时间对制度的市场反应中,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制度显著改善了公司的审计意见质量。同时还发现,对现有的惩罚机制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果。更进一步,内部控制报告与财务报告审计的事务所分离,强化了制度效应,对于惩罚机制的替代效应也变得更加显著。     

科创板审核问询函能提升关键事项信息披露水平吗

科创板拟上市公司需要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审核问询为手段的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因此以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上市的215家科创板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其在新股发行上市过程中收到的上交所第一封审核问询函为研究样本,利用LDA主题分析工具对审核问询函的文本主题特征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审核问询函主题特征与关键事项信息披露水平提升幅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新股发行上市过程中与关键事项相关的审核问询越强,拟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相对于申报稿的关键事项信息披露水平提升越高,且审核问询对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的关键事项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与会计稳健性北大核心CSSCI

自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实施之后,证券交易所问询已逐步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显著提升了被问询公司会计稳健性,并且被问询公司面临的问询力度越大,其会计稳健性越高;公司融资约束和风险增加是问询监管制度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主要渠道。区分公司异质性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问询监管对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投资者关注度高的公司中更强。本文丰富了问询监管有效性检验的相关文献,并拓展了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控制股东利润操纵的动机及其监管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了带有融资资格约束的利益最大化模型,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利润操纵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某种特殊情况除外,控制股东总是存在着对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动机,操纵的方向和幅度受到上市公司真实的盈利水平、融资资格收益要求、控制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比例、控制股东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以及法律监管环境的影响.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利润操纵的发现和处罚机制以及关联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对这一行为发挥的监管作用.     

内部控制、审计师选择与控股股东侵占

主要考察了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外部审计制度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制约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并且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公司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师的动机越大。研究还发现公司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师的概率越大,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越小。说明无论是内部控制制度,还是外部审计监督制度,均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实证研究——基于审计师变更视角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为研究对象,从审计师变更的角度,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内部控制缺陷、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替代变量,验证了内部控制效率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显示: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显著负相关,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审计师变更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之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审计师变更的重要因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具有明显的效率信号传递效应特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相关信息披露与监管是提高其效率的有效手段。     

论企业集团与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企业集团与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产生的后果有二:一方面,它有利于企业集团充分利用内部的市场资源,提高整个企业集团的资本运营能力和上市公司的营运效率;另一方面,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为此,应从公司立法和证券立法两方面,对规范关联交易的界定、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内容及测试标准、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健全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处罚措施进行全面探讨.     

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溢出效应

家庭内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个体教育获得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13年和2018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1)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二孩家庭和城镇家庭内部更为强烈,同胞间存在教育溢出效应;(2)这种溢出效应受同胞结构和家庭因素的影响,长子(长姐)、相同性别和年龄差4至6岁的同胞间溢出效应更为强烈,婚姻破裂和亲子互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溢出效应;(3)机制探讨结果表明兄姐对同胞的知识传递及榜样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4)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也会进一步传导至就业选择上,有兄姐上大学的同胞就业参与率更高,也更有可能获得稳定性更强和福利待遇更好的体制内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