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研究

我国学者在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国际比较时,通常在两个方面产生混乱:一是我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指标包含了非公司业主的混合收入,采用了宽口径的概念,而联合国所推荐的SNA1993中的雇员报酬概念却并不包括混合收入,是窄口径的概念;二是2004年我国收入法GDP的统计口径本身发生了变动,使得我国2004年前后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自我雇佣者的混合收入按照宽、中、窄三种口径进行调整,基本消除了上述两个不可比因素;并且,以调整后的可比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宽、中、窄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更为稳健可靠。结果发现:如果采用窄口径的劳动者报酬概念,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20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研究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扩大,而最终分配格局与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劳动报酬、资本报酬和政府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三大板块,本文着眼于劳动报酬,考虑生产税净额、统计口径改变,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多维度分析,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可以实现双赢吗

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趋势。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就业技能结构来实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具有异质性,清洁行业快于污染密集行业到达U形曲线拐点。研究结论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偏低,要实现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双赢,需要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使工业行业尽早达到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拐点。     

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入差距,采用了中国2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既显著影响了收入差距,又通过GDP、人力资本、开放度等因素影响了收入差距,并且东中西部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一结论可为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卖空约束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文献从诸多视角对其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推出的外生冲击,考察了放松卖空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卖空约束放松显著提高了标的企业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缓解企业未来融资约束是卖空约束放松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1）卖空约束放松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2）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公司治理环境越差时,卖空约束放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强烈;（3）“卖空威胁恶化企业产品市场表现”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卖空约束放松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企业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结合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及推动企业利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现实背景,考察了债券融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并且在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模型、考虑RZ分析框架、控制高阶固定效应、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及通过短期融资券推出的外生冲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融资可以通过降低整体债务成本和发挥溢出效应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继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侵蚀利润"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结论。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券融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深化对债券融资作用的认识、理解劳动收入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时间和空间效应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阐释了FDI流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时间上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一直在发生变化,1994年之前较之后的抑制作用强度更大;在空间上,FDI对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为负,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为正,而且西部省份要高于中部省份。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主要源于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影响变化,据此我们提出削减FDI对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影响的政策建议。     

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行政审批改革对市场效率改进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关注,文章主要关注行政审批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揭示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更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析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其影响机制主要是行政审批改革降低了不同类型企业交易成本;而行政审批改革使产业的变动更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了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文章的研究在提升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让增长的收益更多地惠及劳动阶层、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但劳动者对这一经济成果的分享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近年来,GDP中劳动报酬占比的逐年下降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幅员辽阔的国家,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都不尽相同。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成为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采用1997~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首先描述了劳动收入份额及其演变的地区差异,发现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地区有着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其后,建立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模型,对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构成。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理论。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对平衡劳动收入份额的区域差距提出建议。     

中间品贸易网络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开放经济下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问题。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等,基于佩奇方法估计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进而研究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如何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研究表明,提升企业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使用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检验、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缓解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通过要素成本、技术进步和工资提升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拓展分析发现,加大教育科技支持力度、提高国内上游供给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助于缓解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因此,应积极推动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二次分配和以慈善活动为代表的三次分配机制,加大财政、教育、科技投入力度,加快提升国内供应链的供给能力,积极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能,进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     

薪酬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数偏向资本要素,而激励使用劳动要素的较少。前者通常不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后者的影响又如何呢?对此,本文基于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运用双重差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薪酬税收激励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均值处约上升4.62%。该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薪酬待遇,且普通员工受益大于管理层,并且对企业效率和效益均有正向影响。综合来看,此类税收优惠政策能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践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宜更多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