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金融许可证信息进行匹配,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方向与强度,并探讨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大企业、老企业以及高融资依赖型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外资银行进驻会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经营时间、管理费用和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制定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金融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理论剖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成本加成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14-2019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以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结果中依然成立。针对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政策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大。究其影响机制,融资约束主要经由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渠道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影响,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     

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多元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证据

创新政策一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政策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的原因尚不清晰。选取对我国技术突破有重要作用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采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聚焦2011年国家对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两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等是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产权和区域企业有不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更大。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影响看，该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发明专利申请在政策发生当年就显著增加。研究结论可为明晰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流量模式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数字流量模式，加强企业资金利用进而获得发展红利。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流量模式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流量模式对银行贷款这一传统融资渠道具有替代效应，并通过改善盈利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流量模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在企业为高成长性、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情况下显著增加。同时，当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企业更愿意加大生产经营力度，提高投资效率，增强资本密集度。但是，数字流量模式会导致企业面临短期资金偿还压力，降低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索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上市公司经营战略选择和政府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政府补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文章选取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四个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弱化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高市场化区域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识别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整合2014—2020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等6个财务指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的评分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实证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并且在产权属性、行业属性以及地区属性上展现出显著的偏向性。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需求大的压力来缓解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为后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运营复苏以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撑和政策启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政策效应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证实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机制证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税负水平以及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这三条路径来抑制企业金融化。从中介效应的影响程度来看,融资约束缓解的影响最大,企业税负水平降低次之,经营活动现金流增加的影响最小。从异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成立时间较长或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中比较突出。相关成果丰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研究内容,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基于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企双重身份的企业高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并且强化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而那些旨在帮助企业发展的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和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质量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强化抑或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2)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为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增长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创新补贴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研究——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将创新补贴政策的资源福利效应和资源诅咒效应结合起来评估创新补贴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实证发现：创新补贴政策既有资源福利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也有资源诅咒效应,会产生寻租行为和过度投资。总体上看,创新补贴政策是有效的,资源福利效应强于资源诅咒效应,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从融资约束视角对其有效性进行异质性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水平越高的企业,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越高,融资约束可以抑制创新补贴政策的资源诅咒效应所产生的寻租行为和过度投资,促使企业把创新补贴更有效地用于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提升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与思路。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比较研究：2016-2021

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哪些政策有效、哪些企业获益,本文使用2016-2021年大企业数据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梳理近年来主要减税降费政策,并基于大企业税收数据考察政策的落实成效,本文研究发现“减税降费”的力度逐年增大,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位列首位,减免额度大、增速快。政策落实情况因企业的税收信用等级、利润率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高纳税信用等级企业在所有税收优惠政策中占有绝对优势;高利润率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优惠中处于优势,低利润率企业在增值税减免、其他减免政策落实中占有优势;制造业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优惠中处于优势,非制造业企业在税率优惠和增值税减免政策中占优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不同经济周期的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深化阶段，经济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周期，将会给作为企业创新力核心的研发投入带来何种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沪深港通”政策的落地，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宏观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探究不同经济周期下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得到证实；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介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内外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基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的角度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推动产业新技术变革、促进实体经济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下的微观企业经营发展有着密切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而衰退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科技通过缓释融资约束与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创新产出两个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激励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FDI、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整体创新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角度研究了FDI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制约我国私人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它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却不明显;FDI通过"直接注资"和"信贷引导"两种方式有效缓解了外资背景企业的融资约束,但"信贷引导"只适用于具有外资背景的私人企业,它对具有外资背景的国有企业影响有限;FDI能够改善行业融资约束问题,却不能缓解行业内私人企业研发资金的不足,进入该行业的信贷资金仍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而没有外资背景的私人企业仍无法得到金融支持,FDI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过程中不具有企业间溢出效应。     

开发区政策、供应链参与和企业融资约束

如何缓解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本文提出并估计了供应链参与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贡献.具体而言,本文在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政策背景下,利用政府在国家级开发区中对主导产业的政策偏向构造外生冲击,借助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2000-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这一外生冲击是否通过供应链关系使得主导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得到融资约束的缓解.研究表明,开发区主导产业受到的正向冲击会有效缓解主导产业上下游企业的信贷约束,上游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约占现金流的12.5％,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约占现金流的8.5％.本研究一方面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提供了基于供应链的思路,另一方面为理解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影响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一个融资约束视角的解释.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