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出口目的地和技能需求结构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对于企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影响的两个渠道:第一,由于高收入国家收入的边际效用更低从而相对偏好于更高质量的产品,于是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需要多雇佣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第二,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销售调研、运输配送等"必要服务"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与中国差异较大,从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要更高水平的"必要服务",相应地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就会增加。然后文章将2004年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对接,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理论预期。基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出口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却显著促进了技能结构的优化,并且影响的两个渠道确实存在。     

出口、出口目的地和技能需求结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对于企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影响的两个渠道:第一,由于高收入国家收入的边际效用更低从而相对偏好于更高质量的产品,于是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需要多雇佣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第二,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销售调研、运输配送等"必要服务"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与中国差异较大,从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要更高水平的"必要服务",相应地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就会增加。然后文章将2004年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对接,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理论预期。基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出口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却显著促进了技能结构的优化,并且影响的两个渠道确实存在。     

FDI、人力资本门槛与就业——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机制,并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较低阶段,FDI会拉动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而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在中等人力资本阶段,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显著影响,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则有负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会显著拉动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并抑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社会保险制度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和劳动替代（互补）效应、产品市场垄断力量以及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3种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借助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加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及低工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明显，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工资显著下降，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职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及政策研究

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数量趋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低端劳动力成本攀升,这将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基于1952-2014年中国人口、劳动力和制造业发展相关数据,本文对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深入展开探讨,认为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会倒逼制造业升级,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会顺推制造业升级,新生代劳动者择业行为转变会促进制造业升级。因此,我国应顺沿劳动力供给变化,既要通过技术技能双提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升级,又要通过政策促推制造业向和劳动力供给动态变化相协调的价值链高端和结构高端升级。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国际贸易影响分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并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就总体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虽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就不同地区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并有助于缓解该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不利影响;就分技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国际贸易总是在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国际贸易有缩小工资分布中的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这大致印证了上述均值回归的结果。基于以上结论,在贸易促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即便高技能女性有时也难以从贸易中获得和男性均等的利益,虽然改善女性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缓解性别工资差距的问题,但只有政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完善社保制度,才能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中国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就业效应:基于技能异质性视角

文章利用WTO/OECD-TIVA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深入考察了嵌入亚太价值链对中国各类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嵌入亚太价值链对各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效应最强,低技能劳动力次之,中技能劳动力最弱;具体从前、后向嵌入度来看,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对各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仅显著促进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且无论从显著性水平还是从系数符号与大小来看,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前向嵌入。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结论因行业技术水平与价值链合作经济体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总产出规模扩大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是嵌入亚太价值链影响各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重要渠道。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FDI与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需求

高技能劳动需求的上升意味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本文不仅揭示FDI的引进及其带来的竞争和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而且采用行业成本转换法估计加入WTO以来中国FDI的增长及其带来的出口、竞争和技术模仿对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增长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且该结论并不是由FDI所选择的行业本来就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造成的。     

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升级”抑或“极化”?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给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挑战。为了厘清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8年省级制造业工业机器人数据，匹配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通过联列方程识别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和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提升了高、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却显著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表现为就业“极化”效应；而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均具有正向影响，表现为明显的“升级”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为进一步理解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保持就业稳定的政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吗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改变企业的要素结构、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应对,但不同类型的企业对老龄化做出的反应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人口老龄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但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并不一定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老龄化促使其用固定资产投资替代了劳动,但在规模较小和融资约束程度较为严重的企业,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固定资产投资,只是缩小了其劳动力雇佣规模,说明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要素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此外,文章还发现人口老龄化主要促使企业利用资本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而人口老龄化的资本替代劳动效应在资本密集型、生产率水平较高和非出口企业中更为显著。文章从微观企业投资视角拓展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并通过规模效应和融资约束角度分析了制约工业企业提高智能化生产程度的因素,从而对传统的见解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制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助力企业要素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     

制造业的生产分割与工资收入差距:16个行业证据

利用1995～2007年中国16个制造行业的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探讨影响中国行业内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研究发现,在国际生产分割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和组装,并最终出口到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偏好高技能的劳动力,相应地,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收入比低技能劳动力增长的更快,国际生产分割扩大了行业内工资收入差距。企业的研发活动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对行业内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他因素。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FGLS 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中,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且作用强度较大;在劳动力素质结构中,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但作用系数较小;在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上升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都为负。最后根据实证结论, 就如何顺应劳动力年龄、素质与性别结构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职业调整行为的影响

本文结合中国转型时期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提出社会网络在两个不同劳动力市场中可能的作用机制。包括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上“弱关系”假说成立，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强关系”假说成立。并通过简单的实证分析证明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强关系或者说人情在该劳动力市场中却降低了工人和职位的匹配程度．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转型是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网络经济下垄断的动态效率探析

网络经济时代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以垄断和竞争双双强化为主要特征的竞争性垄断结构。这标志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垄断低配置效率或静态无效率的论断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已不再适用。基于此，本文从创新激励的角度出发，论证了网络经济条件下竞争性垄断市场的动态性。结论认为：企业暂时的垄断地位推动着技术创新的进化和演进．创新、竞争和垄断这三者在网络条件下的互动机制保证了竞争性垄断市场的动态效率。     

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与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需求

随着融入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我国正在经历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旺盛但实际短缺的时代,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出口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同时,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行业和区域上表现出强烈差异。     

中国当前劳动力技能短缺与企业应对

随着人口红利减弱,中国技能短缺问题愈发突出,如何有效应对技能短缺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文章就雇主应对技能短缺的方式提出四个假设,并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雇佣条件在改善技能短缺上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工资对技能短缺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证据显示上调工资能改善企业的技能短缺问题,而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有利于缓解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强化在职培训和劳动保护有助于改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本研究为破解技能短缺难题提供参考,企业应对技能短缺应因事为制,避免提高工资的惯性思维,注重高技能劳动者在职业发展上的需求,关注低技能劳动力在劳动保护上的诉求,并保证持续有效的在职培训。     

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人力资本升级对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维持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进而优化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和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两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严重、资本密集度及研发密集度低、税收负担重的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凸显。进一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员工工资水平，但对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同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改善了企业经营绩效，提高了企业发明专利数量。本文丰富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政府部门通过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引发的社会现象,提出社会经济活动的非良性循环：劳动者收入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层级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弱→产业利润低→劳动者收入低;分析了劳动力成本、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的联系,深入挖掘了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企业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有助于为产业升级储备高素质人才的机理;揭示了劳动力成本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提高劳动力成本能够从扩大内需、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等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