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构建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EBM—GML指数测算并分解2012—2019年我国城市GML(生产率指数),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测试环境规制对城市GML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则会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势呈倒"U"型,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导致绿色悖论效应;QR-PD模型进一步显示,不同分位点和区域上环境规制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激励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贸易开放与城市绿色发展——以2010—2019年皖江经济带9个城市为例

基于非线性模型和共轭驱动效应,分析2010—2019年皖江经济带9个城市中环境规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影响;贸易开放下合理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效应;皖江经济带中,合肥、芜湖、滁州的环境规制和贸易开放处于共轭驱动状态。根据实证结果,为深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下的碳减排效应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热点话题。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使碳排放强度降低,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一促进效应具有制度环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加大绿色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同时企业要树立环保意识,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倾向,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与空间误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地区差异较为明显,技术进步对于大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起到主要作用。(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阻碍作用,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十分明显。     

国家优先支持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评估——来自革命老区的经验证据

推进革命老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自2012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检验国家优先支持政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文章以革命老区2008-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PSM-DID方法,评估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1)国家优先支持政策显著提升了革命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革命老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2)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有三条,即通过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治理实现的;(3)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不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即在工业化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的政策效果更强.为了进一步优化政策效果,要加大对革命老区的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生态治理,精准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培育革命老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能.     

FDI、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利用黄河流域65个重点城市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区位、时期差异特征,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2001—2010年,上游城市增长动力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下游城市源于绿色技术进步,2011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现增长趋势。②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FDI全时段、第二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第一阶段正向影响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③上游城市FDI在全时段、第一阶段影响为正,中下游城市在全时段、第二阶段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仍是短板。相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要素配置,注重规模效应,着力提升绿色技术效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制定差异化引资战略,提高FDI质量和水平;健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同监控机制,保障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科技研发、提高投资成效和金融服务水平。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约束下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测度与动力解构——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基点,利用京津冀城市群2001—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SFA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动力进行实证评估与分析解构。研究发现:京津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区域差异显著,且考虑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并未成为驱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为微弱,要素规模报酬成为主导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在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兼顾技术效率改进,在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兼顾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在有效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同时注重环境治理效果提升,以此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进而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借助ML模型测算了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海洋经济GTFP有所提升,技术效率是GTFP提升的主要内部驱动力.进一步从政府环境投资和企业排污费两个角度选取环境规制指标,以GTFP作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二者关系在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在时间维度上,当期及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均可显著提升海洋经济GTFP;在强度维度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GTFP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大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GTFP的正向影响显著提升.最后,文章从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和鼓励创新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海洋环境规制、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与PVAR模型分析

通过构建海洋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综合指数,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得到2006—2015年中国11个沿海地区(除港澳台外)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PVAR模型,考虑海洋经济期望与非期望产出,探讨海洋环境规制、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地区间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异质性,全国沿海地区宏微观层面存在"强"波特假说,具有时滞性,长江流域沿海地区只存在"弱"波特假说,就我国整体沿海地区而言,需要极大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沿海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海洋科技创新协调度,进一步完善海洋保护税,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碳减排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绿色”和“金融”双重属性,其发行能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目前较少有学者研究。文章从宏观视角对绿色债券的碳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绿色债券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债券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并且该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更明显,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绿色债券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环保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发行主体的社会关注度,从而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3）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绿色债券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核算,并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核心力量,且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环境规制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成因,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是恰当的,实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环保税征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2018年起正式实施的环保税政策是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探究环保税改革的实施效果,以2015—2019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排污费改税带来的经济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环保税征收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企业层面切入研究,丰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为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