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但大量碳排放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7—2021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不仅为当地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可以带动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该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约束视角下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排放约束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差异性和产业智能化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缩小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虑碳排放约束,发现碳排放约束正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由于自身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子维度在产业智能化和区域经济差距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的作用较小。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以数字化转型为中介变量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1 155家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数字化转型在其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民营企业和大型企业,碳排放权交易对国营企业和小型企业低碳转型提升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促进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参考意见。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半参数门槛空间滞后模型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情况,并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半参数模型、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和半参数门槛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逐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特征和数字经济的门限特征,对数字经济、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经济空间位置邻近省(区、市)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产生正向影响;(2)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人口老龄化超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更佳;(3)将人口老龄化设为非参数项后发现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在人口老龄化较高时,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在老龄化较低时,老龄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偏导图发现二者边际影响呈现一种“N”型曲线关系。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的前提下,厘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是当前亟需量化评估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基于全球68个国家2003～2021年的面板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从空间溢出视角深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及其强度的潜在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各个国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温室效应,但会有效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强度;(3)从机制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主要源于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二产占比的提升,能源效率能够有效缓解温室效应。     

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山西省为例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和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山西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虽然山西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过于微弱;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独立作用与联动作用的双重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对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静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曲线关系均呈“N 型”, 西部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N型” 曲线关系。门槛模型结果表明, 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利于降低碳排放, 但在不同的老龄化程度下,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香港新一轮经济转型及其对深圳经济的影响

1997年香港回归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香港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开始逐渐加快了经济转型步伐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大的突破：一是以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为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一些传统服务业逐步衰退或逐步向外转移，专业服务业，高科技服务业以及社区服务业等迅速发展，由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及其不断辐射可推动深圳经济持续的发展和壮大，因此香港经济的复苏及转型将为深圳经济带来新的商机。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RCEP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步入以数字和绿色为发展特征的新时代。数字普惠金融在成为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是否能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呢?本文基于2011—2020年15个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这3种途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基于差异化能源结构的门槛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人口高聚集国家和污染严重国家的碳减排。因此,各国应逐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并利用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政府也应加大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支出。此外,各国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使用熵值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和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向绿色发展方向迈进,并且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依据这一结论,中国应继续大力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提高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及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之间的产业融合,更好地赋能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