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究竟会带来“人机共存”还是“机器换人”？已有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对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就业的关系展开了讨论。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和各国竞相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使得国外机器人应用也会对中国就业产生影响。文章先构建了多国多部门的李嘉图贸易模型，通过对劳动力就业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国内外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产生的就业效应。然后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IFR机器人数据和WIOD投入产出数据，基于Shift-Share思想检验了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地级市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机器人产生的补偿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因而会促进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就业，而国外机器人经中间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补偿效应，经最终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得出，国外机器人应用主要是通过改变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而影响劳动力就业。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客观评估机器人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政策和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一...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智能制造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在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界对于其经济后果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人工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现状，探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的依赖，企业在业绩下降时裁撤了更多低教育水平冗余劳动力资源，通过减少员工数量而非降低员工薪酬待遇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成本。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劳动力被替代可行性较高、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机器人换人”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为如何规避“机器人换人”的潜在风险提供借鉴。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技能结构的影响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有效途径,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促进技能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降低了低技能就业比重,增加了高技能就业比重,促进了技能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技能结构,还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岗位创造效应间接影响技能结构;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对地区技能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层面、要素密集度层面和劳动力技能密集度层面的差异。因此,应当进一步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因地制宜实施工业机器人产业政策,扩大教育投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机器人使用对制造业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分析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机器人使用规模急速扩张。现有文献多数从宏观角度出发,讨论了机器人使用对于劳动力的影响、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等,而对于微观层面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企业价值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则缺乏细致研究。文章通过对中国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机器人使用对于制造业企业价值的正向提升作用,并检验了四种影响机制：企业劳动力成本、企业劳动力结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管理费用。同时,对于不同性质和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文章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企业演化的动态特征及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对中国制造业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2000年和2005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考察该时期我国制造业的企业演化动态特征,分析微观层面上企业动态演化所引起的宏观就业变动。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企业更替较快,企业演化表现出高进入率、高退出率的动态特征;(2)进入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超过退出企业的就业丧失效应,保证了就业岗位的净增长;(3)新进入企业是近期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从长远来看,一个行业的企业数不可能无限增加,因此,不可忽视存活企业的稳定成长。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等自动化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偏向会呈现新的特征,已有文献缺乏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的关注,也缺乏对新型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2012-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偏向,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对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自动化资本。（2）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替代效应,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是两个影响渠道。（3）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技能结构效应来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4）基于行业关联效应,制造业上游（下游）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下游（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对下游（上游）企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和工资补偿效应。可见,大力推动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加快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扩大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重视产业链的传导和协同效应,是适应“机器换人”,实现稳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来自多维数据的证据

本文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将中国机器人使用的相关研究从劳动市场拓展至产品市场,定量分析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1%,企业内部产品在海外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增长了0.112%,原因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挤出了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吸纳了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并且,机器人使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企业可以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推动产品出口额增长。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和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以上结论均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较大。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与就业波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当前，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发展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稳就业成为一项重大的任务。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产生和应用给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到就业的稳定性。因此，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产生和应用对于我国的就业波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波动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和IFR的机器人数据实证检验了这种影响，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其在人工智能渗透度、行业以及地区间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整体上加剧了企业的就业波动，并且这种影响在人工智能渗透度较高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领域更为显著。根据此结论，从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行业细分的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尤为突出。本文选取2001—2010年间我国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分别考察了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出口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企业研发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仅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具有负的影响,而出口主导型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就业技能结构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深化程度的增加将降低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的占比,而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加强将明显提升制造业的就业技能结构。     

中国房价上涨助推了制造业“用工难”吗

本文致力于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二是该影响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和全国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匹配的数据表明,房价上涨的“需求效应”和“抵押担保效应”压过“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企业就业增加,表明房价上涨并非制造业企业“用工难”的幕后推手.同时,房价上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区域、时间、行业等方面存在广泛差异.进一步地,通过考察房价上涨对不同融资约束类型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房价上涨对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效应”而非“抵押担保效应”实现.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从劳动力就业的视角深化关于房价上涨如何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认识,对我国房价调控及促进就业相关政策讨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机器人与非正规就业

机器人的推广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如何稳定就业、推动灵活就业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本文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尽管没有影响就业总量,但是显著提升了个体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替代效应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男性、农业户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受到机器人的冲击更大;在工资成本较高的城市机器人对正规就业的替代作用更强。具体来讲,机器人显著提升了低教育水平群体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降低了其在大企业正规就业概率,同时机器人的推广降低了高教育水平群体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本文为如何应对自动化冲击、维持就业市场的稳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际服务外包、就业与工薪差距: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投入产出表以及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及工薪差距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工业行业国际服务外包促进了就业,并且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薪差距.当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时,国际服务外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和工薪差距均有正向扩大作用,但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种扩展效应更大.     

经济开放与技术进步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进步变量的劳动力就业模型,并利用中国制造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既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也考察了以行业特点分组的子样本的劳动力就业受上述三项变量影响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国际贸易和国内技术进步会拉动我国就业,而FDI则会抑制我国就业。从基于行业特点分组的研究来看,国际贸易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FDI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抑制随着FDI进入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小;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制造业转入如何影响中西部地区就业——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特征事实，利用2004—201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考察制造业转入中西部地区影响当地就业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1)制造业转入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承接地就业增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转入一方面通过产业集聚及关联效应推动承接地产业发展而增加有效就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承接地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抑制污染对劳动力的挤出并增加相关劳动力的需求。(3)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转入产生的就业促进效应在距离东部沿海一线城市800 km范围内以及人口规模为100万以上的城市样本中更加显著。(4)从产业关联效应考虑，制造业转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作用显著，对农林牧渔业及部分非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支持产业有序转移与有效承接、促进制造业转移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引导作用和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中国碳排放——工业机器人应用观察视角

在世界范围内气候危机和逆全球化思潮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统筹实现“双碳”目标、经济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WITS进口国关税数据和IFR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进行合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关税壁垒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研究了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关税壁垒在减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关税壁垒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影响制造业碳排放,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促进减排技术进步两个维度驱动制造业在面对关税壁垒时降低碳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高能耗行业和机器人渗透率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结论从行业层面拓展了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先立后破”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污染控制及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CES生产函数,引入污染控制和劳动力成本因素,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二者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端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端化的调整,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交互项对微观企业和宏观制造业结构调整影响呈现"U"型;污染控制对微观企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显著抑制污染类型企业自身的结构调整且边际效应递减,但显著有利于宏观制造业整体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和污染控制"双重"压力,使微观企业和宏观制造业结构的边际调整效应递增,验证了"条件"Porter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