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教育的微观经济效应：微观机理与实证分析

公共艺术教育是大学美育的主要途径和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通过公共艺术教育增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定义为创意人力资本,建立创意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模型,并通过面向在校大学生、已就业人员和企业高管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从不同角度检验公共艺术教育在提升就业能力、促进文化艺术消费需求、增进主观效用等方面的微观经济效应。模型显示公共艺术教育表现出与高等院校专业课程的捆绑效应、耦合效应、收益递增与路径依赖效应,以及兼具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双重收益效应。实证检验表明,公共艺术教育通过对个人认知能力、身心健康、审美品位和情感态度与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亦即个人发展效应）,促使其就业能力和文艺消费需求的增长。     

税收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

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税收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和私人教育投资支出都有着密切关系。税收通过为政府公共教育支出融资,对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影响私人教育投资决策,不同的征税方式对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激励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研究——基于我国20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国旗王文欢本文运用省际面板教据对我国部分省(市)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教育政策有所启示.     

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家庭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

政府转移支付的目标不仅在于解决当期贫困，更是要增强贫困家庭抵御贫困的能力。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政府转移支付对于贫困家庭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认知能力方面，我国低保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家庭中未成年人数学标准得分，对字词标准得分没有显著影响；在非认知能力方面，低保政策对于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在12岁及以上群体中较为显著；另外，低保政策对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将会延续到其成年以后，主要体现在贫困家庭中女童在其成年以后学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实践与创新

我国农村贫困形势经历了普遍贫困到区域贫困、规模贫困到分散贫困的发展变化。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是新形势下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贫困治理政策体系的历史演进,从精准识别、扶贫投入、项目整合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创新举措、科技带动、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明确提出了今后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措施建议,旨在推动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创新探索。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浅析

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一般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中家庭投资目标单一，表现为对高学历的过分追求；企业投资普遍不足，原因在于民营企业雇用的短期化以及政府投资的严重缺位与错位，从而严重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首先应加大财政的教育投资量；其次，鼓励和提倡社会各界投资教育，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最后要优化教育投资结构，提高教育投资效率。     

大学生人力资本差异的成因探析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大学教育更是人力资本投资最关键的时期,人力资本中知识和技能的形成主要是在大学期间完成的。大学生人力资本显性投资差异不大,既包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包括家庭对教育经费的投资,但是凝结于大学生个体中的人力资本价值却有很大差异。文章就大学生人力资本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论述了隐性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显著作用,并提出对加强大学生人力资本隐性投资的建议。     

中国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卡尔曼滤波估计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检查了公共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公共研发资本投资和全要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财政科技投入低效率造成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中国要完善财政教育投入机制。     

兰州市家庭教育投资现状及问题的调查

为了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教育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家庭教育投资在近年来备受重视。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重点调查并研究了家庭教育投资短期回报和影响短期回报的因素,分析了家庭在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希望在提高家庭教育投资回报方面能对广大家长朋友起到指导性作用。     

浅谈财政资金对精准扶贫作用的理论研究

本文就我国扶贫政策的发展以及财政资金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阐述,提出财政扶贫资金在扶贫工作中应发挥重要资源的作用,因地制宜,针对农村贫困特征制定相应政策,实现精准扶贫。     

理论与实践中的人力资本个人所有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一)确立人力资本的个人所有权意义重大 第一,促进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个人或家庭为什么愿意投资于教育?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作出了回答:"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     

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人口老龄化与区域创新——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依据创新价值链视角,将区域创新划分为知识创新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选取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探析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驱动效应。知识创新阶段,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两种投资可能产生相互“挤占效应”,从而抑制创新效用的发挥;成果转化阶段,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虽具有促进作用,但也会受到一定限制,可能是因为当前创新链与产业链相脱节。知识创新阶段,人口老龄化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人口老龄化分别跨过门槛值1.771和2.587时,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成果转化阶段并未表现出非线性关系。为继续促进区域创新发展步伐,从适当加大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发挥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协同互补”效应、引导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本优势方面提出对策。     

教育反贫困视角下的农村民办学前教育财税支持研究

学前教育属于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传统上被归类为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其主要的支出责任由私人承担,政府承担有限责任.但是从教育公平及教育反贫困的角度来看,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人成年后的社会状态有极大的影响,有助于个体改善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帮助个体脱离贫困状态.因此,学前教育又具有强烈的纯公共品的特征.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化等特点,学前教育资源还较为匮乏,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最短板.在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背景下,财政有必要支持农村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本文拟对农村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提出财税方面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以新疆为例

发达地区经验已证实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贡献,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保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相对欠缺.以新疆为例,本文首先介绍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通过大量实证分析指出当前教育水平和人口特征制约着新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并通过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据此提出政府的制度和政策是促进新疆人力资本提高的主要对策.     

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来自1559个农村家庭的证据

使用1 559个农村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在农村地区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提高地区人口质量,延续人口红利;另外,适当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生资助的力度,以有效降低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的概率。     

中国农村产业扶贫政策演进与展望

产业扶贫是实现持续减贫和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1949—2020年，我国产业扶贫政策主要经历了生产自救式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与种养加产业扶贫、农业产业化扶贫、特色优势产业扶贫和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五个阶段。在这过程中，扶贫受益对象、重点扶持产业、产业扶贫手段、扶贫资金使用、产业运作机制等方面均呈现出日益精准化的演进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提升政策包容性和精准性，适度扩大受益群体，增强要素赋能效应，优化产业链主体能力和产业带动机制。     

父母子女信息摩擦对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本文在一个信息不完备的视角下分析了父母与子女信息摩擦及父母认识偏差和儿童自我认识偏差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信息摩擦显著降低了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自我认识偏差的影响大于父母认识偏差。机制分析表明，父母认识偏差减少了陪伴子女的时间和教育物质投入；儿童自我认识偏差减少了他们用于学习和做家务的时间并增加了娱乐时间。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即使对于部分富裕家庭的父母，他们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仍然偏离最优水平。     

上海人力资本积累现状分析

本文根据上海全市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流动、人力资本使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揭示了上海在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人力资本形成和作用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提出上海应当新一轮发展中,采取以人力资本积累为重心的发展战略。     

负债如何影响家庭福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新发现

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理论对家庭福利进行了刻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家庭福利水平进行了更加精准的测算，在此基础上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福利的关系，取得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第一，发现了家庭杠杆率与家庭福利水平的倒U型关系，即当家庭资产负债比达到一定比例（4.65）后，负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第二，家庭负债类型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同；第三，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在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即负债通过解决在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提高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从而改善家庭福利。文章的研究为家庭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思路和启示。     

完全放开生育管制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本文在迭代模型和家庭养老的框架下研究了家庭生育、储蓄、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下，如果没有生育政策的管制，那么家庭的内生生育数量会随着父代抚养子女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同时它和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也分别成负相关关系，而在当前家庭生育率需求受到抑制的情况下，生育政策的放开势必导致合意生育数量的增加，这将不利于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