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

本文运用两组家计调查数据,采用夏普里(Shaley)分解法实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我国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贫困指标及等价规模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前半期农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增长和不平等的下降。在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的缓慢增长。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1996—2008年中国县级市减贫效应分解与空间差异分析

提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线移动三因素减贫效应的分解方法,运用贫困增长曲线,分析1996—2008年中国四大区域县级市的经济增长模式、贫困水平和影响贫困三因素的减贫作用,并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实证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的经济属于减贫增长,其他三大区域的经济属于涓滴式增长;②东北和东部的贫困状况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③经济增长始终起着减少贫困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起着增加贫困的作用,而分配差距改善可起到减贫作用;④使用变动的贫困线有助于独立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作用。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城镇贫困与综合性反贫困政策框架

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城镇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近期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ＧＤＰ的增长;财政体系的不平等分配效应;住房市场改革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因此,中国２１世纪的反贫困战略应当进行重新调整,除了收入贫困之外,应当更加关注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问题;同时,其反贫困政策应当是一个包括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在内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减贫的宏观与微观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减贫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宏观逻辑看,经济高速增长自发带来市场的减贫力量,原因在于我国形成了农户收入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基本同步的关系,且农村和城市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关系。同时,政府主导下推行切合实际又与时俱进的减贫战略和实践,带来强大的国家减贫力量,与市场减贫力量相得益彰。从微观逻辑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分工得以恢复,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分工不断演化和向非农领域延伸,使家庭收入结构不断改善、家庭总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效应——基于1991-2004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计算FGT指数,分解贫困变动,计算贫困弹性及减贫增长率。发现减贫效果具有波动性,经济增长对减贫具有正效应,但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减贫效应不同。1991-1997年贫困人口从经济中获益低于非贫困人口,1997-2004年与此相反。2000-2004年间,经济增长对赤贫不利,而收入分配对赤贫有利。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减贫政策时,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收入分配;在贫困人口内部,根据遭受贫困的程度,制定不同的减贫政策;进行减贫评估时关注贫困人口构成。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

文章详细讨论了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的相互关系,在确立三者关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应用Lorenz曲线及其相应弹性分析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亲贫困增长指数的概念。在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选择应该使收入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效应之和最大化,这为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贫困、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印、俄、巴四国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是根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多数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富人、开放地区以及新兴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而穷人、落后地区和产业往往受惠极少,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常常让增长的减贫效应事倍功半,甚至还可能使贫困人口意外地增加.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中、印、俄、巴四国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模型,将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变化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影响量化,进而从经验上证明,惠及穷人的"亲贫式"增长才是根除贫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