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

本文运用两组家计调查数据,采用夏普里(Shaley)分解法实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我国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贫困指标及等价规模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前半期农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增长和不平等的下降。在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的缓慢增长。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     

经济增长、腐败与收入不平等

本文利用我国1978²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腐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腐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而经济增长则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此,通过预防和惩治腐败,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垄断,降低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力度,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民主监督;同时,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不平等、贫困与全球化

反全球化人士认为,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困状况几十年来在不断加剧,一些国际组织有时也持这种观点。然而最新研究显示,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末这段时期,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还稍有好转。一项针对近两个世纪的长期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平等与贫困的演变,从而更准确地界定二者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经济起飞阶段,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有利于落后国家逃脱贫困陷阱。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剥脱了穷人物质投资的机会,形成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先进生产部门无法替代落后生产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当穷人有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后,经济不平等便不再重要,经济最终将收敛于高收入水平阶段。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按照时间顺序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展与研究前沿。早期国外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到重视,21世纪初国外研究重点转向区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对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反表现。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验证,随着对收入不平等关注的增强,学者们不仅仅关注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而且更加重视收入不平等的后果,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增长导致收入不平等转向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005年前后开始陆续出现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采用计量方法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作用。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异质性问题。其次,本文从影响机理、数据、方法和政策等角度对研究进展做了进一步总结。最后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使用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收入分配总体不平等进行分解,实证检验农村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以及城乡间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不平等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城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城乡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村不平等、城乡间不平等与城市不平等相比,前两者在解释人均产出增长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联立方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种机制,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如何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来作用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刺激物质资本投资,但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负。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政府不应容忍收入不平等的过分扩大。     

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论证了高阶收入风险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并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对收入流动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优化收入冲击结构、消除高阶收入风险能够提高收入流动性、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的风险,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因此,政府一是需要保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防范劳动者受到失业等极端收入冲击的影响,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晋升体系,降低劳动者在工作阶梯下滑的风险。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最新进展

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著名的“倒U”假说以来,中西方学者围绕此假说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大量经济学家用事实来验证此假说的存在,即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证据反对此假说,如有些西方学者针对20世纪70-80年代的“东亚奇迹”,得出了“增长和平等可以同时实现”的重要结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加深。因此,在21世纪初,经济学家对增长与分配之间关系的讨论还会继续,但是,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将发生变化。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

消费不平等可以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对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度量和出生组分解,探讨了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并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但消费不平等不断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20世纪70年代出生组具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和更低的消费不平等;无论是分时期还是分城乡,收入不平等都是消费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论经济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Globalizadon）是近凡年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上升到现在这样热的局面,原因在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以阻挡的趋势,可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可以说全球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的风险也是相当巨大的。其两重性作用十分的明显：它在给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其迅速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严重的问题因此研究国际贸易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于解决好国家在对外开放中以及在加入WTO后如何更好的占据优势、如何抑制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严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利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清华大学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的微观数据,以及2005、2008、2010年的省份数据,考察内部构成和家庭特征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租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利息和保险收益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产性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异、教育培训水平和风险偏好程度等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举措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引导低收入群体适度参与资本市场,完善保障房制度,严格控制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和结构失衡,使其成为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手段。     

贫困、不平等与民主:拉丁美洲的经验

贫困与不平等广泛存在,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这不仅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后果,而且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障碍,比如教育机会不均,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贫困、不平等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本文利用农村家庭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模拟家庭在不参与非农业活动情况下的收入水平，然后比较参与和不参与非农业活动两种情况下的收入分布。结果表明，非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缩小了贫困户间的收入差距，改善了最贫困户的收入水平。     

经济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不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惟一因素,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会对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看来,经济全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国家间收入的差距,而对一国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两方面的;能否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取决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