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与预警研究——基于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视角

本文从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六大金融子市场出发,基于多层因子模型构建出我国金融压力指数（FSI）,借助谱分析方法研究FSI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特征。建立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研究在不同区制下,我国金融压力影响宏观经济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本文构建的FSI能够较好反映出研究期内不同阶段的压力事件,基本与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相吻合;（2） FSI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周期大致相似,在长周期上的波动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监测性;（3）通过建立MSMH (3)-VAR (1)模型发现,样本区间呈现三区制状态特征,具有“惯性”和“棘轮效应”特点,其中“中压力、经济扩张阶段”状态的平均持续期最长,且在不同区制下,FSI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FSI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识别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及预警提供强有力工具。     

金融压力、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压力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一问题倍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本文构建了时变权重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并通过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体系运行状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在金融压力时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化。这意味着此时,中央银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县域金融综合压力指数构建——以甘肃省肃南县为例

本文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视角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甘肃省肃南县2011—2020年的区域经济指标和金融机构风险指标,基于肃南县经济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2011—2012年肃南县金融综合压力指数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金融压力相对较小;2013—2015年金融综合压力指数上升较快,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该阶段金融体系的压力风险快速上升;2016—2018年金融综合压力指数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表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较低,金融综合压力指数变化较为平稳;2019年以来,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驱使下,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提出应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完善地区金融稳定合作协调机制、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优化、加大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等政策措施防控金融风险,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金融状况指数的动态特征及其有效性研究

运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考量中国金融状况指数(FCI)的动态变化特征,并采用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金融运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作用程度。结果发现：中国金融状况具有敏感的区制转换特征以及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从而导致了其有效性不断变化;金融运行的有效作用程度在0.3~0.4之间波动,整体上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呈现增强态势。     

混沌意义下的金融风险:定义与判断依据

本文以杜芬模型为例对金融体系的动力学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在混沌意义下系统金融风险是指金融系统运行状态的失衡与无序,将系统风险存在问题与金融体系是否处在混沌状态统一起来,为判断系统金融风险的存在以及判定金融系统风险向金融危机演化临界值问题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并根据金融系统所表现出来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提出用李雅普诺夫指数作为系统金融风险存在的判据。     

中美金融压力比较与溢出效应——基于国际资金循环视角的研究

为探究中美金融压力的传导作用,本文基于国际资金循环分析的理论框架构建中美金融压力指数,并使用DCC-GARCH和VAR模型测算中美金融压力指数的动态条件相关性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基于国际资金循环的金融压力指数能够有效监测金融系统压力,准确反映金融压力事件;中美金融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性在金融压力上升期增强,在金融压力缓和期减弱;中美金融压力之间存在相互的波动溢出效应。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与金融脆弱性——基于SVAR模型的分析

十九大以来,加快推进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金融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金融治理能力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性以及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构建我国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以及金融脆弱性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近十三年来我国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以及金融脆弱指数的走势水平,并基于SVAR模型探究了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市场压力、抑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构建与经济预警的实证研究

选取中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银行部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九个重要因素指标,构建具有时效性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FSI);同时,基于Granger线性因果检验结果,构建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指数(SP-MI)带有解释变量的自回归模型,分析FSI与SPMI的关系及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压力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FSI每增加1个单位,SPMI长期将下降0.6305个单位.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金融机构在不同时期所承受的压力,并揭示我国所面临金融压力的大小和预测我国经济发展形势.     

基于金融压力指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CRITIC赋权法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以此衡量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呈阶段性变化特征,其中2007-2010年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最大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产生负影响,抑制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上升;银行信贷余额、信贷膨胀率等其它变量对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产生显著正影响,促使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上升.     

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探析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要求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地监测金融市场总体状况,而现有指标多数局限于分析单个金融市场。2008金融危机后,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开发出金融市场压力指数监测整个金融市场压力情况,从而更好地来评估货币政策效率和金融市场稳定状况。本文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市场3种常用的金融压力指数,采用6个指标分别描述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和流动性状况的因素,并据此编制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指数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波动率指数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够较好地刻划我国金融市场压力变动情况。     

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及其时间演化特征

通过选取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等方面的指标,利用VAR广义脉冲响应模型赋权来构建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其进行时间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具有非线性、周期性和两阶段动态变化特征,且在扩张阶段和紧缩阶段表现出相互变迁的结构性突变。同时,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在各区制内的平滑概率值较大,均接近于1,说明各区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中国股市指数与交易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基于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检验

作为技术分析常用的基础变量,股市指数与股市交易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都是广泛研究的对象。本文基于最新的中国股市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以及最新提出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股市量价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沪深两市的股市交易量不是股市指数的线性Granger原因。而股市指数则是股市交易量的线性Granger原因。过滤掉线性因素以后,上海股市不存在从股市指数到股市交易量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而在深圳股市中,这种关系在滞后阶数较低的时候依然存在。过滤掉线性因素以后,沪深两市的市场交易量是对应市场指数的非线性Granger原因。并且,这种关系在A股市场和指数之间更为强烈。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动态传导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FCI）,并建立MS-AR模型分析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的区制特征,采用包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实证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动态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市场短期内存在显著影响,在不同金融区制和不同政策类型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加强相关信息披露、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等对策建议,以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周期:指标、方法和实证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     

城乡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研究——基于综合二元反差指数

创新性运用综合二元反差指数来计算和分析1978—2012年间我国城乡经济金融二元结构强度,并利用1978—2012年35年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城乡金融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和城镇化率等数据,构建VAR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得出:城乡经济金融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和城镇化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正;城乡经济和金融综合二元反差指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中美金融波动的协动性及风险传导路径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SVAR模型构建了中美两国金融状况指数来表征金融波动,其次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将其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种状态,由此构建了反映两国金融波动同步性的协动指数(SI),最后用因子分析和门限回归分析了两国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研究表明,中美金融波动周期长度接近,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非对称特征。中美金融波动协动性及其风险传导路径会随着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情势的变化而变化。门限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因子在各区制内均显著,是两国金融联系的基础。金融协动性较低时,汇率因子是金融风险传导的主要途径。随着协动性提高进入中等水平,资产和利率因子成为主导。当协动性到达高区制时,股票和房价等资产因子仍是两国金融联系和风险传导的主通道,但与调控政策相关的汇率和利率因子开始显现出对风险的抵御作用,相关政策协调有助于抑制风险传导。     

新常态背景下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经历阵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生态环境压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力保换档不失速,避免经济硬着陆,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采用Joh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河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就完善区域金融体系、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货币供应量对中国保险市场非线性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1999～2015年我国保险赔付率数据构建马尔柯夫区制转换模型,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对我国保险市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保险市场包括寿险市场均存在紧缩期、波动期、扩张期三种状态区制,因此具有非线性周期波动的特征;在不同状态区制下,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保险市场具有非线性影响。其中预期的货币供应变动对保险市场的影响显著且具有一致性,即紧缩政策使保险市场利润增加,但非预期的货币供应变动会削弱预期政策的调控作用。此外货币供应的波动率与保险市场的利润负相关,因此平稳有规则的货币政策调控有助于保险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开放背景下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防范

当前,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2010-2019年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模型,采用客观赋值法CRITIC对指标进行权重分析,最后得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综合压力指数.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呈下降态势,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对金融压力指数的权重较高.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