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补贴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国家级重点龙头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

通过选择2004—2006年4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对龙头上市公司盈利有显著影响,但从长期看对其发展能力并无明显效应;补贴收入对龙头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均不显著。     

财税补贴对低碳经济的影响

低碳经济以“新能源、低排放、可持续发展”为显著特征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本文首先研究财税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其次分析我国现阶段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如何完善财税补贴政策提出建议。     

财税补贴对低碳经济的影响

低碳经济以“新能源、低排放、可持续发展”为显著特征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本文首先研究财税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其次分析我国现阶段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如何完善财税补贴政策提出建议。     

推动河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矿产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从而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本文主要研究分析了河北省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及国内发达省份的先进经验,从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财税政策建议。     

财税补贴优惠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4—2019年38家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角度出发,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种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同时适用于农业上市公司时,财政补贴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消极影响,但是能够提升企业社会绩效;税收优惠能够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但是对企业社会绩效存在消极影响。农业上市公司应该合理利用财税补贴政策,政府应将税收优惠作为政策扶持的主要方向,将财政补贴作为辅助政策工具。     

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分析

近年来,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可行的财税政策探索出一条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路径,形成完善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为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提供制度保证,对我国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它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深刻触及能源、生态和粮食领域。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极度关注和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人类社会迫切地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中国来说,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所需,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通过合理可行的财税政策,探索出一条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或经济起飞时期更是一个普遍性规律。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启动,东西部相对差距有所回落。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于滞后状态。我们从财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     

政府补贴与节能环保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这密切的联系,政府补贴作为这种联系最为突出的表现方式,在一定层次上为企业在走向发展壮大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对于提高企业的绩效有着比较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将通过有关学者对于政府与节能环保企业二者之间的关系来对政府补贴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看法进行归纳和整理.     

制度建设与财政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段快速老龄化时期,农村居民养老问题日益引起全社会关注。目前,全国各地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将对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和财政责任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税构建的研究

结合我国环境现状,分析目前环境税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我国应有序开征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税,并合理利用环境技术补贴,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性发展。     

建立环境税收制度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环境保护问题也备受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通过以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来实现的，由此也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应在进一步完善现行环境保护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作为环境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使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政府R D补贴、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基于门槛效应的研究

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R&D补贴与技术创新、政府R&D补贴、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R&D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基于政府R&D补贴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作用随着政府RD补贴强度的增加而减少;政府R&D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产生正向影响,政府R&D补贴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着基于政府R&D补贴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大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当确定合适的政府补助强度,使政府R&D补贴强度位于合理区间内,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R&D补贴的激励作用。     

分税财政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健全探究

1994年税制改革并实行分税财政体制后建立起了现行地方税体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地方税体系在税权划分、税种设置及税收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针对这些问题,在总结国外地方税体系建设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健全措施。     

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下的资源税及其配套改革

现行资源税的制度设计不利于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立足于促进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需要全面扩大征税范围,进一步提高税负水平、拉开税率档次、采用超率累进税率、调整税收优惠.同时通盘考虑相关税费的配套改革,认真清理各种针对资源的专门税费,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制.     

财政级次与优化政府间税种配置

我国过多的财政级次与彻底分税制之间存在不相容性,难以在各级政府间合理配置税种,因而需要简化财政体制级次.本文结合政府层级变化趋势,提出推出两项行政体制变革,将政府层级从五级精简为三级,使得政府层级与财政级次对应,并以中央、省、市(县)这三级政府财政为架构,来优化各级政府间税种配置,形成各自的主体税种.     

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趋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1980-2005年间的样本数据,揭示1980年以来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财政收入方面,受地区经济差异加大的影响,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差异有扩大态势,而分税制改革有助于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差异.在财政支出方面,1995年以后财政支出差异呈上升趋势,这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分税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前者的作用远远大于后者.因此,缩小省际间财政差异的途径除转移支付外,还应当主要致力于缩小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各省市区1999～200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生产函数框架就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进一步考察发现,各省市区农业投入要素的贡献率不同,可据此将西部各省市区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分为三类。     

Strategic Tax Collec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Case of Russia

In a centralized federation, in which tax rates and taxation rules are se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ipulating the thoroughness of tax audit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collection could be attractive for regional author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test for strategic tax collection empirically using data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s regional authorities in the 1990s have always been suspected of tax auditing manipulations in their favour. However, in the 2000s, increasing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centre seems to induce tax collection bodies in the regions to manipulate tax auditing in favour of the federal centre. Our findings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strategic tax collection for the Yeltsin period; the results for the Putin period are however ambigu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