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支出规模及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1990年至2006年公共支出规模及其结构数据,对中国公共支出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公共支出规模基本合理,其增长符合瓦格纳定律,只是政府在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支出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有必要采取措施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我国公共支出合理规模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就关于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说法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我国现阶段主要公共支出和其他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变量系数的研究结果,政府就能相应控制公共支出规模的幅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提供一个有效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方案,将会为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的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2)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3)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正相关;(4)公共服务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与社会不公平指数负相关。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是影响腐败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本文建立腐败的客观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及政府支出规模、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寻租性支出、提高生产性支出对腐败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提高私有化程度对反腐败也有显著正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存在着预期的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教育水平和政府公务员相对工资的提高不利于反腐败,这与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     

人口规模与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是其中较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口规模不仅影响公共支出总额,还影响公共支出结构即人口规模影响转移支出与购买支出的程度不一样,本从1998年各省的公共支出,转移支出,购买支出和人口规模入手,分析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和人口规模与其他三之间的线性关系。     

政府公共支出理论框架评述

政府公共支出是使得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政府公共支出理论研究涉及的两个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为多大;分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应如何确定。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几类代表性框架、核心假定和主要结论,旨在加深我们对政府公共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并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中国共享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的分析

文章首先基于多维贫困指标SHPI构建了共享式增长指数PEG,然后运用公共支出、政府治理水平和部门效应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共享式增长。文章具体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影响共享式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调整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估计了各部门公共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文章发现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长期内,在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大类因素中公共支出方面的三个变量对PEG的影响最大。短期内,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     

公共支出规模存在合理极值:"瓦格纳法则"新解

按照“瓦格纳法则”的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存在不断上升趋势。为此西方的很多经济学家从多方入手，找出了一系列的推动因素来论证该法则的合理性。但是公共支出的规模毕竞要受公共需求、政府的行政规模和工作方式以及政府收入能力的影响，在个体理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社会公众会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市场交换的方式而不是政府提供的方式来获取所需的产品与服务；政府的行政规模会越来越小，由市场来提供原本由政府提供的产品与服务逐渐成为可能；社会公众会把越来越小的财富份额转移给政府。这就使得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不会一直增长下去，它必会存在一个合适的极值，甚至会在此极值后呈现出逐渐下降的态势。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4

公共支出总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成本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4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中国政府民生服务及其减贫效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不断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政府提供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如何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基于公共支出的视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民生服务支出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中国贫困程度的降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的减贫效应没有显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增长对中国减贫事业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在减少,但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作用尚无法做出肯定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并给出了增强民生服务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预算约束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与以往研究忽略预算约束面影响的传统不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二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实。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公共消费支出及其最优规模分析

公共消费支出作为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可谓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文章首先对公共消费支出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与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公共消费支出的效应,包括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并对我国最优公共消费支出规模作了估计.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协整分析

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算内公共服务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预算内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为反向变动关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长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     

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关于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学术界有颇多争论,虽然一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文章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得出结果: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文章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规模,即公共投资占GDP的合理比重为4.5%,公共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合理比重为22%左右。     

从中国实例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中国的这一问题，其中使用一些新的检验手段。经验结果显示中国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政府公共支出既不是国民经济内生决定的，也不对国民经济起到引导作用。在中国，强势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现象可能主要是上述原因。     

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变动趋势研究——对1996年—2003年样本数据的分析结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走出了一条“先降再升”的曲线,1996年以来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进行国际比较的结果是:政府名义支出规模与发达国家差约20个百分点,与中等发达国家差约13个百分点,与同类型的国家差约5个百分点,基本与落后国家规模相当。其结论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以后,政府公共支出在结构优化的同时,规模还应稳健增长。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