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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绝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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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它始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明清时期有所增刻,是一处规模庞大、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大足石刻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国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大足石刻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它的出现,为中国的石刻艺术增添了光辉的一笔。大足石刻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鼎立而三,与敦煌齐名。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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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馆在龙兴寺遗址发掘一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北魏(公元五世纪)至北宋(公元十一世纪)时期造像四百余尊。这批造像数量巨大,雕刻精美,保存状况尚好,是中国佛教艺术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被评为1996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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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世界》2005,(5)
大足石刻是中国现有的28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重庆惟一一处荣膺此称号的胜迹。由于它代表了中国晚期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和兴起于北魏、衰落于晚唐的北方石刻艺术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超越,其鲜明的世俗化、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窟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齐名敦煌,早已蜚声海内外。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以“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佛、道、儒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其造型艺术和宗教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等符合世界遗产的三项条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刻是凝固在石头上的艺术,明艳于现在的历史,存在于漫漫时空的文化,它的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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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唐宋以后,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四川周绕崇山峻岭,不知将多少美好阻隔在群山之外,但无法阻挡住佛陀南下的脚步。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渐停歇,四川石窟却遍地开花。在诸多巴蜀佛窟里,位于泸县玉蟾山上的明代石窟造像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泸县玉蟾山凿有佛像400余尊,就数量而言可谓寒酸,不过,这里却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明代佛教石窟群,其重要意义不容低估。安史之乱后,石窟从中原入蜀,又从广元、巴中、安岳到泸县,在这里,佛陀最终停下了南下的脚步,而玉蟾山也就成为巴蜀大地上最后的佛息之境,是绽放在川南佛土上的最后一朵白莲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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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唐宋以后,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四川周绕崇山峻岭,不知将多少美好阻隔在群山之外,但无法阻挡住佛陀南下的脚步。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渐停歇,四川石窟却遍地开花。在诸多巴蜀佛窟里,位于泸县玉蟾山上的明代石窟造像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泸县玉蟾山凿有佛像400余尊,就数量而言可谓寒酸,不过,这里却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明代佛教石窟群,其重要意义不容低估。安史之乱后,石窟从中原入蜀,又从广元、巴中、安岳到泸县,在这里,佛陀最终停下了南下的脚步,而玉蟾山也就成为巴蜀大地上最后的佛息之境,是绽放在川南佛土上的最后一朵白莲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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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艺术都有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白佛山石窟造像也不例外。由于白佛山石窟造像浓缩、凝结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在中国传统雕塑里面有着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本文通过对白佛山石窟造像价值的探讨,意在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了解和欣赏到它的艺术魅力,进而传承它、发展它、保护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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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世界》2005,(5)
“上朝峨嵋,下朝宝顶”,宝顶山石窟由一代名僧赵智凤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清苦70余年主持开凿而成,是一座以大、小佛湾为主体,造像近万尊的佛教密宗道场。宝顶山石刻造像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其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它的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有形式上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造像内容始之以六趣唯心,终之以柳本尊正觉成佛,有教有理、有行有果,系统完备而富有特色。宝顶山石刻注重阐述哲理,涵盖社会思想博大,它以慑服人心为创作原则,借以激发信众对佛法的虔诚。它的造像、装饰、布局、排水、采光、支撑、透视等,都十分注重形式美和意境美。最关键的是,石刻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及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博采兼收,具有极大的社会鉴戒作用,显示了中国宋代佛学思想的特征。生活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是石窟艺术民族化、生活化的典范,反映初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至此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造像以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为创作原则,并能融科学原理于艺术造型之中,是石窟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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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世界》2005,(5)
北山石窟由唐末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韦君靖于唐景福元年(892年)首先开凿,后经地方官绅、士庶、僧尼等相继营建,至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方具现存规模。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长达里许,形若新月,龛窟密如蜂房,分为南、北两段,共编为290号。造像以其雕刻细腻、精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北山造像历晚唐、五代、两宋,其中晚唐造像端庄丰满、气质浑厚,具有盛唐遗风;五代造像小巧玲珑、体态多变、神情潇洒,衣饰渐趋繁丽,具有由唐至宋的过渡风格;宋代造像人物个性鲜明、体态优雅、比例匀称,穿戴艳丽,极富装饰之美。北山石窟展示了晚唐至宋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其中观音造像众多,极富特色,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陈列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