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网络传导机制及效果评估北大核心

本文以建筑行业及其产业链为例,研究疫情防控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的传导机制及政策效果。(1)为捕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信息,本文采用LDA模型对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26568篇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新闻建模,首次构建了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指数;(2)选择复杂网络因果模型对CSMAR数据库中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1743家上市公司进行传导机制分析,准确识别出疫情防控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影响途径与作用力度。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有效阻止了新冠病毒传播,通过货币政策的配合,疫情防控政策对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业是正向因果影响而对房屋建筑业和建筑安装业是负向因果影响。     

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的非对称性——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

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作用渠道是否不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SVAR模型，同时纳入两国宏观经济金融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两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进一步地，本文充分考虑两国贸易结构、资本管制程度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探讨非对称性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中国货币政策的贸易渠道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即中国提高利率后，国内经济活动收缩，投资和产出下降，进而导致中国从美国的投资品进口下降，使得美国的产出下降；而美国货币政策的金融渠道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即美国提高利率后，资本流出中国，进而导致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净值下降，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企业外部融资风险溢价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中国产出下滑。在当前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本文研究旨在厘清两国货币政策的跨国传导机制，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供给侧改革中资源与能源行业去产能政策效果研究

中国经济历经复苏和快速增长阶段后,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变化导致了GDP增速放缓。2016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与能源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在去产能政策削减上游资源产业的产出后,政策冲击会传导至下游能源产业,导致化石能源相对于绿色能源产量下降14.04%,能源结构实现优化。随后的政策对比实验引入了新能源补贴、碳排放税征收及资源税收缴等财政手段,与去产能政策进行效果对比。实验结果显示,3种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结构调整,其中征收碳税的政策使化石能源占比降幅最大,但同时会使资本利率上升,加重企业融资成本;新能源补贴与资源税的政策也可以实现调控目标,但与去产能政策相比效果更弱。     

基于金融中性潜在产出模型的中国增长潜力研究

本文基于金融中性潜在产出模型, 分别研究信贷、房价、利率、汇率以及综合金融周期因素对中国经济潜力变化趋势及波动性的影响。较之于 HP 滤波法下产出缺口置信区间, 金融中性产出缺口模型下的产出缺口置信区间更窄, 模型显著性更高, 实时预测功能更强。该模型在金融危机前夕提前预示经济下行风险, 更适于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管理的观测指标。本研究也证实了在金融繁荣和萧条期,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非对称的作用机制。金融繁荣（萧条） 时期, 金融中性潜在产出模型下的潜在产出水平往往低（高） 于 HP 滤波法下的潜在产出水平; 而产出缺口则高（低） 于 HP 滤波法下的产出缺口。     

坚定信心化危为机 加快发展再创辉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实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但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中国轴承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研究

基于创新研究的世界性热潮和中国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背景,在界定创新型中小企业和分析其政策需求的基础上,在相关的主体建设、制度和金融等方面提出扶持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时变效应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本文在检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存在顺周期性特点的同时,引入带有随机波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历史数据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规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的冲击响应方向在样本观察期内均为负向,并且响应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渐趋于弱化。随后,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传导的过程中,进一步探讨货币政策因素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是否对其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与效果。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通过推高M2增速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攀升。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作用原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削弱M2增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抵偿作用,进而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向冲击影响。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心化效应研究

本文在探讨制造业OFDI的“离本土化”和“离制造化”两类空心化效应发生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资本要素的动态制造业空心化模型,并结合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OFDI规模的过快扩张会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缩减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制造业资本会向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制造业资本一劳动比下降,进而出现“离制造化”现象;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成本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OFDI的资本挤出更明显;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单一且更为要素密集型,OFDI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削弱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发生“离制造化”现象;金融危机之后,因产能输出的需要,中国制造业OFDI增速加快,资本净流入对国内制造业资本形成促进作用减弱。最后,本文就如何防范制造业“空心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考。     

跨境资本流动的规律特点及对油气企业的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是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历次美元进入加息周期都引发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地缘政治冲突造成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一国经济有良好发展前景会吸引资本流入。2022年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大规模回流美国、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中国整体呈现资本净流入3个特点。结合历史规律综合分析,预计2022年下半年跨境资本仍将回流美国,新兴市场国家还将面临较大资本流出压力。跨境资本流动趋势将对利率、汇率、油价产生深刻影响,导致油气企业面临资源国债务违约、境外融资成本提高、汇率风险增大、油价下行等多重风险。建议油气企业建立相应预警机制,做好风险规避相关工作:一是研究重点资源国债务状况,防范境外资产安全风险;二是妥善安排融资币种结构,控制债务成本;三是加强跟踪研究,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四是做好应对预案,防范油气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研究：一个美国样本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传导更快且难以控制.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今仍未见底,且已经损害到实体经济.研究其传导渠道,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产生并减弱危机的影响.本文在总结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从国内与国外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如何从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由国内传导至全球的路径.最后做出简要结论.     

国家接连出手

对于这场影响深远、已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一直保持密切的关注,短短三四个月内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在一个月内两次下调贷款利率.这些调控都表明了国家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姿态.行业也应借此树立信心,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协力渡过难关.     

正视危机 直面挑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

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而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和国内经济急剧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高峰论坛”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应邀出席论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女士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用“三个没有想到”、“三个前所未有”、“五个罕见”等关键性词语解读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就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双碳政策对绿色债券绿色溢价影响的研究——基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

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绿色溢价是指绿色债券由于其“绿色”属性而票面利率低于普通债券的现象。本文基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深入探究双碳政策对绿色溢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溢价存在,且双碳政策增强了绿色溢价;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使企业成本提升,从而提高债券利率,减弱绿色溢价;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政策传导中产生遮掩效应,削弱了政策对绿色溢价的增强作用。     

政策趋向：从抑制需求向刺激需求转变——199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今年经济运行的趋势将是“先抑后扬”。当前经济运行呈现以下特点：工业增长继续大幅度下降、效益滑坡;三大需求均显不足;金融政策取向与金融实际运行结果相背离。这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出现了深刻变化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有关。经济“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而扩大国内需求面临许多体制性、结构性及政策性障碍。在“买方市场”的环境下,经济政策的目标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即从抑制需求、增加供给转向创造有效需求、压缩无效供给。建议1998年应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同时完善金融微调政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基于西部地区协同减排研究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的生态屏障， 是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本文运用西部9个地区2003～2017年面板数据， 基于时空滞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考虑协同减排的基础上，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西部地区雾霾污染空间分布不均衡且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 金融发展能够有效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雾霾污染负面影响， 短期内加剧污染， 长期抑制雾霾污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主要通过投资传导机制、 市场扩大机制和政策 引导机制产生关联， 且治霾重点在于处理好三大机制中关键因素。 为避免西部地区沦为污染天堂， 亟须明 确环境风险， 发挥金融发展潜在作用， 实现绿色发展的中国模式。     

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数字支付发展的宏观经济影响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支付因素和货币创造过程的多部门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数字支付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本文认为，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数字支付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提升支付效率、降低现金使用成本和现金需求，加速“无现金时代”的到来，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摩擦，改善金融监管。这既影响居民的资产配置，增加居民储蓄，进而压低长期利率，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从而提升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经济稳态下的总产出和居民福利。同时，货币乘数会有较大幅度提升。当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协同数字支付的进一步发展会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和逆周期调节作用，若中央银行选择实施最优货币政策，则可以进一步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本文研究为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数字支付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出口企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蔓延成为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我国的出口而言．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国内出口企业如何正确认识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后果．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降低风险、减少损失的前提下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央行降息是稳定市场的信号

中国与全球各主要央行协同降息,主动参与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救市"中,这是一个大国的责任,但同时央行也希望借助这些宏观调控政策来避免国外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冲击。其次,国内影响深远,目前国内中小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尤其是外贸和制造业所受到的冲击强烈,此次降息可以缓解企业经营的压力。     

政策与背景

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极好的发展潜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发展中市场论坛”上表示,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极好的发展潜力。周小川表示,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极好的发展潜力和机会,未来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周小川指出,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全社会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迅速增大。近几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直保持在9%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经济的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