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挤压与角色错位——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青年农民工群体中“问题化”倾向研究

本文通过对社会结构变迁中城市青年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描述 ,结合社会整合与发展的相关理论 ,在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个人素质、社会地位及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状况加以比较的基础上 ,揭示了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问题化”倾向的现象 ,并对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对我国城市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作了有益的补充     

双重边缘化：青年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当前的青年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在知识技能还是在身体素质等方面普遍优于前一代农民工。从应然的角度讲，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但是，由于其先赋身份的影响．当前青年农民工融入社会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方面，来自城市方面的排斥而使其很难融入其中；另一方面，长期脱离农村社会，他们已不再属于真正意思上的农民。因此。当前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摇摆不定，不断被边缘化。本文主要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来探讨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边缘化问题。     

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城市农民工子女路径研究综述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学习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探寻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路径，对于进一步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引导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彰显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约因素与路径分析

“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的社会歧视、各种正式组织对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的匮乏及自身的局限性是造成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原因。为了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其与城市的融合,我们应该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清除并杜绝任何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和排斥性政策与做法,将农民工纳入其居住的社区和所在地区的工会组织中,实现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由内聚式团体网络向开放式团体网络的转变,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引导和教育。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体性构建

以农民工为主体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居住条件是农民工与市民交往的前提条件,城市中的农民工只有通过购买"入场券"的方式,才可能接近市民,最终完成向市民的转变。最后,从制度建设、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保障房布局、构建城市社会网络等方面相应地提出政策建议。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问题研究

近年来,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成为学界的热点。国内学者运用该理论去解读农民工及子女的城市融合过程,将这一过程视为一个包括心理、文化、经济等多方面融合的长期过程。基于此理解,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应通过身份、心理、文化等多维度融合活动来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度,保证未来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著我国的改革开放而进城打工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年龄特征、家乡认同、人格特点、进城动因、权益诉求等具有新的特点.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制度障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青年农民工群体是一个人数众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社会贡献大、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但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整体不高,其中,对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最低;他们认为最应加强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劳动就业和住房保障。次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影响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显著因素既包括个体特征、物质特征,也包括他们的个体感知方面。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提升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完善四级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以就业为主的社会效率,以社会保障为主的社会稳定,以住房、土地为主的社会公平,以族群融合为主的社会信任,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四级发展体系。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工入城落户,实现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     

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度的测评与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长沙市调查数据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市的807位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呈现差异性、分层性与资本依赖性的特征。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4个维度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心理融入发展最快,经济融入次之,政治融入和社会融入发展最慢。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居住状况等不同,导致社会融入水平也存在内部分化。人口学特征对湖南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各个维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资本变量的影响相对更大。为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市民化,群团社会组织应利用自身优势整合各类资源。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城市文化融合

当我们进入在新媒体时代时,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与城市文化融合？新媒体不但使信息和知识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也促使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发生变化。本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紧贴时代发展新脉络,通过新媒体对职业教育影响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现状分析,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城市文化融合进程等方面进行对策研究,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宁波区域特征,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发展这一社会问题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年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青年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他们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但是在推进青年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思想障碍、制度障碍、政策障碍、组织障碍、青年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等方面的限制,制约了青年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     

流动的2.21亿人

《报告》显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流动半径越大，社会融合水平越低，大都市融合状况弱于其他城市；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间社会融合程度差距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融合越好。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对新生代苗族农民工婚恋影响弱化研究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有抢婚、早婚、举行苗族传统结婚仪式代替婚姻登记等婚姻传统,长期以来影响着苗族青年男女的婚姻观、婚恋方式、择偶途径等,但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大量新生代苗族农民工进入城市,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交流方式、婚恋交往途径呈多样化,婚配对象出现跨地域等的特点,传统的苗族婚姻习惯法对新生代苗族农民工的婚恋影响悄然弱化,因此探讨苗族传统婚姻习惯法对新生代苗族农民工婚恋影响弱化的表现和原因,对于传承少数民族优秀婚姻习俗,引导苗族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企业对青年农民工技能需求和培训结构差距分析——以天津市为研究对象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大力开展技能培训以适应不同类型企业对青年农民工技能要求,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教育、技能与企业需求差距及成因,提出对青年农民工开展培训和政策支持、制度保证、必要条件及建立长效机制等对策建议。     

冲突与融合: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基于西安市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调查

当前农民工入城已达2亿,如此巨大的外来群体的闯入对城市文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由此引发的外来农民工群体和原有城市市民群体的紧张关系局面是一个决不容忽视的问题。认清和处理两大群体的关系,消除隔阂、促进理解与融合是保证双方安居乐业、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分别对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的社会调查,发现在现阶段,双方的关系是以冲突为主,但双方的理解和融合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随后,本文进行了原因分析,并且给出了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及其对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

作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文章从成长背景、基本特征、身份转换、城市融合、就业情况、消费倾向、权益维护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由代际差异得出这一新生群体对社会管理的新挑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较高,其子女教育问题凸显,现有社会保障不足等,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天津市青年农民工供需分析

我国目前已有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约有1亿人。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而18—25岁的青年农民工又占了农民工群体总数的一半以上。     

资源禀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回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源禀赋、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并对相应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自然资本对农民工回流到农村有显著的影响,而代表城市公共服务的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以及就业服务等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阻滞"效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质上是个体决策、家庭约束与社会政策建构的结果,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享有的权利以及水平的提升成为未来完善我国农民工政策的关键。     

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文献述评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对城市融入作了界定,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与农民工进城热度成反比,进展缓慢。制度、体制层面对农民工的歧视仍是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决定性因素,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也阻碍了其城市融入的程度。所以,要推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合,需要综合考虑,多维度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