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运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的产出、收益及投资水平的作用效果。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产出、收益和投资变化率与对外贸易变化率呈正相关;除了金属行业的收益增长率在贸易小幅增长时,其行业的收益率高于贸易的增长率以外,其余行业的贸易的增长率均大于各行业收益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而贸易的小幅增长对于纺织业、金属行业、炼焦、煤气和石油加工业的收益水平的提升更有利;贸易的高度增长对于具有增长潜力的机械行业更有利;对于食品制造业、化学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来讲贸易的适度增长对行业发展更有利。由此提出在大力发展制造业贸易的同时,要针对各行业对贸易的不同敏感程度,合理的调整产业政策,发挥技术创新能力,以此提升制造业的贸易利得。     

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在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及溢出效应的问题与对策

文章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及其溢出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新的明显转变;加入WTO后,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水平虽具有明显提高,但存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典型特征,并认为跨国公司倾向于只向子公司转让技术,本地企业过度依赖与消化吸收投入严重不足,外资企业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够紧密,FDI的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不明显,外资企业形成的垄断抑制了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形成此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我国引资政策和方向,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吸纳能力,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重视跨国公司人才和重视建立共同研发中心等五项措施.     

资本结构和投资行为——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做了分析,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企业的资本结构或者说企业的负债情况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资本结构比率与企业投资水平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低成长性企业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这种负债与投资间的负效应关系对于资本结构比率的不同度量方法,在不同的计量模型下以及控制了行业因素后都是稳定的.     

行业异质性、适度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进步

本文将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模仿效应参数及模仿成本引入Hausman的技术水平模型,通过建立1994—2009年SITC Rev.3的三位编码产品与中国国民经济中35个工业行业的对应关系,构建了行业出口技术水平测算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行业出口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性体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对出口技术提升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但并未对出口规模扩张做出显著直接贡献,而是通过影响出口技术间接作用于出口规模;不同行业的知识属性差异使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在研发强度大、技术水平高、外资渗透率高的行业中更显著。     

建企投资亮点几何

近年来,建筑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投资水平迅速提高,投资效果逐渐凸显。具体表现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过程管理逐渐规范,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因投资而实现收入和利润在企业总收入和总利润中占的比重逐渐增大,企业资源配置水平与效率逐渐提高,     

供应链合作及制造商创新投资研究

在一个由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制造商在观察到需求不确定的实现值前从事成本降低投资.运用博弈理论,比较了不同供应链合作方式对制造商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分配因子满足一定条件时,制造商在利益共享合约下的创新投资水平大于在普通合约下的创新投资水平.     

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科技型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科技型上市公司2009～2014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对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社会责任的视角入手,对科技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状况和环境投资的披露状况进行分析,将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指标分类进行细化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型企业环境投资与宏观经济指标不存在线性关系,对公司营运能力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废弃物污染治理投资、环保专项基金、环境税费与公司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盈利能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环保设施及系统投资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清洁项目投资和生态建设及绿化投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科技型企业积极开展废弃物污染治理、成立充实环保专项基金、据实承担环境税费,能带来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     

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产业集聚与企业管理能力——空间溢出和交互效应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专业化产业集聚与多样化产业集聚对企业管理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究企业之间管理能力的空间交互效应,考察产业集聚对企业间管理能力空间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间管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交互效应与循环累积效应,高管理能力的企业能够促进邻近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且产业集聚会强化这一空间交互效应;专业化产业集聚非线性地显著增强企业的管理能力,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强化了邻近企业的管理能力;多样化产业集聚对企业管理能力的直接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小于专业化产业集聚。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为出发点研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分别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成正相关,法治、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成负相关,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制约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更为基本的因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

基于效率的视角,本文对2004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火电行业的环境规制进行分析。首先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排除经营环境与统计噪音对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影响,然后从非规制、弱规制、强规制三个层次分析环境规制程度与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提升中国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水平,总体上存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但并非适用各个地区。最后本文根据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的关系,将中国各地区火电行业的发展模式划分为内力驱动环境友好型、环境弱友好型和外力推动环境友好型三种,并给出各自适应的规制建议。     

最佳技术投资

当企业面临“应该对技术投资多少”的问题时,很多管理者和员工,特别是那些有科学或工程背景的管理者,当然会觉得“越多越好”,或者认为应该“付出我们所能承担的全部”。在实践中,技术投资同样要求带来最佳增长率和财务回报。 最佳投资水平的决策依赖于企业更     

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研究专题报道 规划经济篇

相比以前的规划工作,本次规划研究在电力工业"规划经济性分析"方面有了创新和突破,基于"十二五"电源与电网发展方案,考虑不同电源和电网投资的周期与投资水平,分析了"十二五"期间电力工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特点;运用财务评价程序软件,对平均上网电价、     

基于多因素匹配的变电站工程投资预测分析

将有限的投资投入到最能提升电网经济性、可靠性的建设项目中,合理有效地进行电网规划,建立投资决策管理办法,是优化投资决策、提升投资效益的关键。在年度各地区110千伏变电站竣工决算动态投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多因素匹配的变电站工程投资预测分析,实现变电站工程投资预测及造价管控,并对不同地区变电站投资水平进行分析,能够实现对变电站投资精准分析测算,加强变电站项目精益管理。     

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的路径突破——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制度差异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协定与贸易依存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影响。在理论层面通过模型构造论证了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贸易依存度对制度差异风险的调节效应：稀释效应与累积效应。在此基础上,选取2006-2015 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41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表明：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产生负面影响且具有门槛效应,中国更倾向于投资制度风险接近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更大,双边投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东道国的制度缺位,稀释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负面影响;双边贸易依存度有益于中国OFDI 且对发达国家作用更大,双边贸易依存度通过加强制度学习和经验积累,对制度差异风险具有反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