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鉴于供应商与客户的角色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的客户角色, 通过手工搜集 2007～2017年上市公司核心供应商数据, 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供应 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影响, 以揭示上下游相关经营特征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对称性, 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制度环境对上述影响的干预与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这种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较好企业的影响较弱, 表明客户基础与供应商基础影响企业研发的对称性。 该研究补充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 同时揭示了该影响依赖于企业国有产权性质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 为企业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证据。     

制度环境、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鉴于供应商与客户的角色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的客户角色,通过手工搜集2007~2017年上市公司核心供应商数据,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揭示上下游相关经营特征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对称性,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制度环境对上述影响的干预与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较好企业的影响较弱,表明客户基础与供应商基础影响企业研发的对称性。该研究补充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时揭示了该影响依赖于企业国有产权性质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为企业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证据。     

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供应商稳定性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来自A股高科技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A股高科技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在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分地区来看,主要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不同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差异性,也为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考虑政府补贴时环保研发联盟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环保企业间的研发合作, 建立了政府补贴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合作研发博弈模型, 研究双方的研发投入以及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系数, 比较 Stackelberg 和协同合作两种均衡时的研发投入水平, 分析政府的研发补贴对激励系数的影响, 并进行了数值仿真。 研究表明, 在上述两种均衡下,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研发投入均随各自的边际利润的增加而增加; 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与双方的边际利润相关; 政府补贴的提高会降低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     

客户金融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客户的经验研究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2019年-2022年1664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A股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研发投入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供应商、经销商议价能力与公司业绩——来自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传统的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已经演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或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这使得改进供应链(或产业链)管理成为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本文利用来自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探讨供应商和经销商(客户)议价能力对公司业绩可能存在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实证研究证实:①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越低,公司业绩越好;②供应商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③和已有的研究不同,经销商(客户)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在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的同时,表现为左高右低的正U形关系。     

所得税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08～2017 年中国30个省域大中型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分析（FEM） 测度, 实证分析主要的两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 应用双重差分法（DID）, 实证分析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局部变动所带来的政策效应; 基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结合之前研究, 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改进及政策环境下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提供建议： （1） 调整已有税收激励的对象, 改变税收优惠方向; （2） 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税率动态享受机制; （3） 针对行业特点, 调整研发支出抵免优惠年限及设定“ 研发准备” 科目, 进而提升税收政策的执行力; （4）创立一个以研发投入为主体的政策效应动态监查系统。本文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经济实力, 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数据支持。     

基于研发补贴类别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研究——基于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R&D补贴是政府干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具有增加企业R&D资金,降低企业R&D成本的作用,本文以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我国的R&D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R&D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在R&D投资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且R&D直接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政府补贴、市场进入壁垒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市场进入壁垒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东部和北部地区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最大,中部其次,东部最小,这说明政府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绩效增长,且呈现出显著的 区域差异性;②从全国来看,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高壁垒行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 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却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高壁垒行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只在东部地区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西部地区却对企业绩效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③从总体上看,相对于市场进入壁垒而言,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因此,当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成本过高时,政府给予民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可以弥补过高进入壁垒对企业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     

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可能会与企业获补贴收入多寡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采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刻画了不同补贴收入水平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研究结论表明,当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当政府补贴力度在该临界值水平上逐步提高时,这种促进作用也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但其对企业生产率变化的抑制作用也逐渐显现;当政府补贴力度提高至大于另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显著地抑制了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因此,需要警惕高度补贴所带来的企业"寻补贴"行为或事前逆向选择行为。     

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为出发点研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分别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成正相关,法治、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成负相关,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制约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更为基本的因素。     

政府干预、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存在金融错配的厂商创新模型,并将政府干预引入模型,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而政府干预的影响是复杂的,取决于政府干预手段对企业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间接作用,且这两种作用通常是相反的,即金融错配会削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6年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并且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指出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和政府补助,加快竞争性国有企业行业改革等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     

环境不确定性、财务柔性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2016 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对财务柔性与企业研发投资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并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该研究框架, 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财务柔性和研发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研发投资。进一步地,环境不确定性能加强财务柔性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 财务柔性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这一结论对中小企业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