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研究背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签订BIT能够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加显著且效应更大。     

制度因素、资源寻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 ～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因.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政治风险与自然资源、技术禀赋的交互项,发现中国OFDI流向较高政治风险且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以及较低政治风险且技术禀赋丰富的国家,体现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04～2013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OFDI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量,即OFDI每提高1%,人均CO₂排放量增加0.012%左右。但此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OFDI对中部地区碳排放增加效应明显高于西部,而东部地区碳排放效应为负且不显著;与此同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对我国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9~2020年254个企业OFDI及所处城市空气污染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OFDI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地区空气质量;(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O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存在最优区间;(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东道国而言,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能有效降低母国的空气污染水平;就母国而言,处于严重空气污染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使空气质量得到更显著的改善。     

利用投资保护协定防控海外油气投资的政治风险

中国油气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应关注对政治风险的防控,并有效利用各种制度性工具尤其是双边投资协定来保护海外投资。首先,应把石油合同和投资协定统筹考虑,避免石油合同对投资协定的明确排除适用;其次,要立足于母国与东道国的投资协定,在缺位或保护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积极推进有关投资协定的签署或改善;最后,通过及时和有效的协定筹划,为海外投资寻找有利的(一个或多个)第三国投资协定的保护,以填补保护漏洞或编织更完善的防护网。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其面临的法律风险也必须予以关注。该法律风险包括法律冲突风险、法律变动风险和法律执行风险。防范法律风险,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行动。就政府而言,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多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提供稳定法律环境的公共产品;加强和完善国内有关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制建设;鼓励和支持建立促进海外投资的社会机构。就企业层面而言,要树立法律风险意识:在对外投资时通过防火墙公司规避母公司的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了解投资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增设预防法律变动的合同条款。     

制度质量视角下的利用外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59个国家（地区） 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利用外资、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假说。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IDP模型的扩展, 利用59个国家（地区）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了利用外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制度质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显示： 利用外资能够显著地促进对外投资活动, 并且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与国家制度质量有着密切联系, 制度质量对IFDI的促进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 制度质量的提高会弱化IFDI 对OFDI的促进作用。同时, 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能够促进OFDI的流出, 而发达国家的OFDI存在“制度逃逸” 的特点, 而且制度质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反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在发达国家则不明显。     

国际动向

中国签订106个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目前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半数以上已经生效;与81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受保护的投资财产种类;对外国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出口效率提升——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是深化改革开放、谋求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国际贸易是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GDP、总人口、中国对外投资、中国从各国进口、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否陆地接壤等指标均对中国出口产生正向效应，距离对中国出口产生负向效应。我们应该加快贸易通道建设，稳步推进“设施联通”；适当扩大对沿线国家的进口，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提升双边贸易深度；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开发，加强“政策沟通”。     

财政分权、经济开放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198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198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经济开放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地区能源强度正相关,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与地区能源强度负相关,但外资开放比贸易开放对地区能源强度下降的促进作用更强;出口依存度与地区能源强度正相关,进口依存度与地区能源强度负相关;财政分权、经济开放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能源强度的负面影响最弱,对中部地区能源强度的负面影响最大,外资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对中部地区能源强度下降的促进效应最强,出口依存度对中部地区能源强度的负面作用最强。     

“一带一路” 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S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SVAR 模型对我国2010 年4月～2017 年6 月宏观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是中国OFDI 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控制变量中的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OFDI走出去” 的顺利推进， 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契机， 积极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作用， 积极推动优先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 鼓励中国企业采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推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 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市场。     

低碳背景下中国OFDI的环境效应检验——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研究在碳排放量不同分位点上中国OFDI对其影响作用的差异性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结果显示,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整体表现为"污染光环"效应。中国OFDI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国家(地区)存在差异性影响,由于低排放水平国家具有吸收以相对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投资偏好和较大的技术差距,中国OFDI会增加这些东道国的碳排放,但随着东道国碳排放量的提高,通过外溢的绿色技术效应,中国OFDI对其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进而推动相关国家碳减排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带来了绿色的环境效应。     

“一带一路” 、 税收营商环境与中国 OFDI

本文选取 2005～2017 年 “一带一路” 沿线 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运用熵值法构建税收 营商环境指数, 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OFDI 的空间相关性及税收 营商环境等因素对中国OFDI 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具有显著差异, 中欧、 南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相对较好, 中亚、 西亚、 东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则亟待改善;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东道国的税收营商环境、 市场规模、 劳动力 总量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东道国科技发 展水平、 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方法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阵估计（SYS-GMM）,考察了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 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相对稳健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需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清理规范政府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企业负担,防止 OFDI 大规模外流。     

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研究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重视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OFDI和出口贸易这两个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省际OFDI、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负相关;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国需重视技术寻求型OFDI的建设,充分考虑O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影响,以期达到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以中国 30 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 在构建 FDI 内生化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 FDI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产业结构和 FDI 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全国层面看, FDI 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分区域来看, 东部、中部地区的 FDI 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西部地区 FDI 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负, 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 不同的控制变量对不同的区域具有差异影响。基于此,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居民企业投资印尼EPC项目投标阶段的税务风险与防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在推进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政策倡议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范围不断扩大。我国企业对外承包项目大多集中于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码头、机场、电力、能源等方面,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走出去”的企业中也有不少企业面临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税款补缴和罚款,对外承包工程的税务风险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居民企业投资印度尼西亚EPC工程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分析,而后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企业在投标阶段相关的税务风险,并在最后针对企业提出进行有效调研、深入了解双边税收协定及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议;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印尼双边税收协定的建议,使我国“走出去”企业能更好的走进印度尼西亚市场,对外承包工程能在投标阶段更好的规避不必要的税务风险。     

自由贸易协定、制度环境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北大核心CSSCI

围绕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背景下如何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重要议题,本文采用2009—2014年中国对178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并划分货物贸易协定与服务贸易协定,区分自由贸易协定缔结对象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考虑自由贸易协定与制度环境的交互特征,实证考察自由贸易协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与贸易对象国或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会促进跨境货物贸易而非服务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服务贸易协定有利于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促进效应强于货物贸易协定;"南北型"自由贸易协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促进作用强于"南南型";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弥补中国制度缺失,促使中国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应强化自由贸易区顶层运筹,注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重视与发达国家或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发挥自由贸易协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促进效应,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经济效益——基于软、硬基础设施的视角

本文以 2007～2017 年 “一带一路” 国内沿线18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 利用DEA 模型测算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对软、 硬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1）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区域差异较大, 综合效率呈现东部＞西北＞东北＞西南的特征, 各区域整体投资效率均有所提升但区域差异缩小的趋势不明显; （2） 基础设施投资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程度大于规模效率, 管理、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升相比基础设施规模的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更大; （3） 资本投入依然是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力, 软、 硬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后者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高于前者; （4） 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本地经济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经济增长。 此外, 还发现交通运输能力同样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但本地经济增长受外地交通运输水平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