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中庸思想的现代解读

中庸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诚”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庸”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的要求。从本体论意义上讲,要实现“中庸”就需要“正己”,需要“诚之”,“诚”的终极目标仍然直抵“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最高的哲学境界。“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的一般方法论。在实际的操作中要实现“中庸”即“执两用中”离不开“权”,即依据时间、地点、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与态势来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与利弊。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文章认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正确对待和解决“虚”与“实”、“讲”与“做”、“导”与“管”的关系。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一、“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 “德”、“法”之争，古已有之。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德治”与“法治”，“礼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德治”，提出要“为政以德”；但孔子也曾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法治”，提出要“以法为教”，但韩非曾提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而苟子则认为但靠赏庆刑罚不能尽人之力，教化不足万能的，主张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总之，古人在如何处理德刑关系上，主要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德刑结合”几种观点。事实上，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关于基层领导工作的辩证思考

“品德”与“才能”德才兼备是党的事业对每个干部综合素质的要求。过去讲“红”与“专”,现在倡“德”与“才”。德才不可缺一。“德”是为人为官的根本“,才”是做人做官的本领。重德不能轻才,厚才不能薄德。我们既不能唯德,也不能唯才。德才德才,品德为先。品行、品格、品德     

"分"与"和"的智慧——荀子的"义分则和"思想解读

在荀子“义分则和”的理念中,“和”、“义”直接继承了孔、孟思想,而“分”主要基于社会现实的考虑。与孔孟以“敬与让”言“礼”不同,荀子则主要以“分”言“礼”。荀子的“分”有四个层面意蕴:何为“分”、为何“分”、如何“分”、向何“分”;“和”则贯穿于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荀子的“义分则和”思想具有现实价值。     

从环境哲学的角度看历史性转变

“并重”、“同步”、“综合”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战略性、方向性、历史性的转变。其中,“并重”与“同步”是促进环境与经济矛盾转化的根本途径;“综合”是科学方法论的体现,其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是要找到并把握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点。     

“外包”的内涵解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外包”一词的含义,简要阐述了“外包”的动因,并对“外包”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最后对于“外包”与“外购”、“外聘”等其他经营形式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阐述。     

论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阈中的“价值决定”辨析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个层面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价值决定”因而包含了多重含义。如果说,价值与“人类一般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商品价值“质的决定”的问题;那么,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的问题。人们往往看不清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之间的这种区别,把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质”的决定联系起来,要么是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走向消解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要么是无视马克思的有关原典论述,拒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内在关联,从而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理论“尴尬”境地而不能自拔。     

中国股票市场对政策信息的不平衡性反应研究

本将影响股票市场的政策信息区分为“好消息”和“坏消息”。通过EGARCH模型研究中国股票市场对“好消息”与“坏消息”的不平衡性反应。指出“好消息”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大干“坏消息”的影响，这与国外股票市场的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这一结果本创建了“信息效应曲线”，具体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对“好消息”与“坏消息”的不平衡性反应的特征，提出现有交易机制下的股价波动模式。     

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

30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历了“扩权让利”、“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战略调整”等阶段,其产权的宏观与微观结构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完成了由“政府权威”到“企业权威”、由“计划配置”到“市场交易”、由“战略工具”到“法人实体”的跨越,这一跨越以市场化为方向,沿着“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路径运行。     

试论抗震措施与抗震构造措施的区别

“抗震措施”与“抗震构造措施”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规范中对“抗震措施”与“抗震构造措施”的定义来看,“抗震措施”定义中的“包括抗震构造措施”,表面上似乎可以直接理解为,它们均应对应相同的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抗震措施”中的“抗震构造措施”所对应的设防烈度与“抗震措施”中的其他部分所对应的设防烈度可以不同。     

“和”的思想与团队精神刍议

“和”的思想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和”这个观念在文字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周朝。但真正发展了“和”的思想的是大思想家孔子。他在论及“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时,就是以传统的“和同之辩”作为依据与准则的。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制治嵌入+智志注入”的双轨对接——以新时代基层党建为引领的三星村实践研究

本项目组以志愿者身份,配合区镇两级党委与政府,成功地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三星村由“贫困村”转变为“小康村”、从“落后村”转变为“先进村”,将村党支部从“基层软弱涣散党组织”提升为“广州市明星党支部”,培养了优秀的乡村妇女群体与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发现：三星村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度与快速发展,核心经验是以党建为引领、以乡村治理为抓手,通过上级党委与政府的“制度嵌入”与“治理嵌入”和华农师生的“脱贫志向注入”与“兴农智慧注入”的双轨对接,巩固了“党的领导”在基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创建了“整分结合”多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证明了“产业兴旺”是乡村脱贫与振兴的最佳切入点,建构了“三治融合”乡村基层空间中的真实治理结构,凸显了“人才振兴”是乡村脱贫与振兴的核心动力源。     

作为一个释义学话题的“回到事情本身”

“回到事情本身”作为一个口号,曾被认为体现着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本文主要比较了“面对”与“回到”这两种不同的译法,通过比较揭示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此在的现象学——释义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明仅就意识活动而言,应该梳理出“看”与“领会”、“领会”与“信念”这样好几层关系。本文着重强调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两人在基本生活经验上的差异,使他们各自进入自己作为纯粹意向性对象的“事情本身”与对生命活动的目的论阐释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论域之中。 本文在比较胡塞尔的“面对”与海德格尔的“回到”的同时,也对当前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世界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历史演变

城市居住区的分化与隔离,是人与人、社会群体与社会群体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客观反映。在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具有不同的模式起源期城市属于“混合”型居住空间结构;前工业城市居住区空间属于“舒伯格”传统同心圆结构,在这基础上又叠加上“行会”与“家庭”两大特殊因素的作用;成熟期工业城市居住区空间演变成“伯吉斯”现代同心圆结构,呈现沿公共交通干道向外辐射的“星状”大都市居住空间特点;郊区化时期形成以郊区为主体的圈层状弥漫大都市居住空间结构;“后工业”时期“边缘”城市与“无边缘”城市开始产生,形成多中心的“星系状”大都市居住区空间结构。中国必须防止美国式的“弥漫状”郊区化居住空间模式。     

解读萨林斯历史的“真实”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从库克船长在夏威夷岛被杀的历史事实出发,反思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打破了“想象与事实”、“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认知界线,在神话与事实、主观与客观以及分类与整合的内部关系结构中再生产出超越简单对“历史事实”的追求,“发明”了另外一种结构的真实性。     

双重理性：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

“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道德人”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经济人”实质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因此，“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是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并存的双重理性。因此，在讨论“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时，认为人的正常行为是从一定的理性出发，反映了人对于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思考，解决了人的行为的形式与内容，“道德经济人”个体的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其结果具有互利性。     

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本文讨论了东亚地区“中国”概念的形成及其转化。古代中国文献中“中国”概念具有“政治唯我论”及“中国中心主义”的特质,“中国”概念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被挪移来指称日本而非中国本土,与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主体性之发展桴鼓相应;1895年以后,“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则显示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撕裂及其辨证关系。随着台湾内部政经情势与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台湾主体论”与“自我肯定心态”为基础的“台湾意识”,随着历史扉页的翻动而丰富其内容,调整其格局。     

什么样的“国有资产流失”？

正如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但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那样，改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好的改制”与“坏的改制”之分。     

吸取中华智慧 跳出西方创新理论模式——关于走出一条中国式创新道路的思考

自主创新要改变照搬西方创新模式的状况：在创新的路向和路径方面，要从“天人相分”转向“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的主导下，整合“天人相分”；在创新对待事物的演进方面，要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在“生成论”统领下整合“构成论”。在创新的“求真”与“求善”方面，要从科学主义转向科技与人文相结合，使真与善有机整合；在创新的动力方面，要从“个人主义”为主导转向“整体主义”为主导，打造一种新型的“整体与个人”有机结合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