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分析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采用2003~2010年中国对146个东道国OFDI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中国O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2)分样本看,中国对高收入东道国OFDI的性质为水平型,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有微弱替代关系;对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性质主要为垂直型,与出口主要是互补关系。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双向投资的性质与协调发展

我国的双向投资(IFDI与OFDI)能否协调发展不仅取决于二者在"量"上的关系,更取决于二者在"性质"上的关系。文章以我国城乡非均衡发展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基于双向投资的性质,对我国双向投资能否协调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垂直型的OFDI与水平型的IFDI是相互协调的,中部地区垂直型的IFDI与水平型的OFDI也是相互协调的。因此,我国各地区的IFDI与OFDI虽然存在异质性,但是都协调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能存在差异,鲜有文献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差异。总体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时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空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促进效应要显著强于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对亚洲国家的促进效应强于欧洲与非洲国家。另外,前述倒"U"特征在欧洲、亚洲、非洲样本中均存在,但在非洲,上升趋势似乎占主导地位。     

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例,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主权债务风险与OFDI的结构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企业OF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及长期偿债能力则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而且东道国长期偿债能力的提高对于OFDI的增长具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及双边贸易规模四个因素也对OFDI形成正面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OFDI中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开放条件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IFDI与OFDI的双重影响

扩大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两个指标,探讨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数量逐年增多,但是质量有待改进;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所起的作用效果优于引进外资。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OFDI格局重构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OFDI格局重构提供了历史新机遇。"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OFDI格局重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及全球经贸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实现中国OFDI格局重构,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OFDI统计数据,分析中国OFDI格局重构的思路,并提出中国OFDI格局重构的实现机制及具体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系统地考察了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并在阐明大中型企业OFDI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机制之上,利用我国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我国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的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分地区估计结果来看,大中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OFDI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影响显著为正,对于中部地区影响虽然依然显著,但其影响系数明显降低,而西部地区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大中型企业OFDI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

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出发,将金融环境划分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构建金融环境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溢出与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利用2004~2012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11.0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西部地区金融规模对OFDI反向溢出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东部地区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OFDI反向溢出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为了利用OFDI反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需要实施一系列的对策来促进区域创新和金融环境的改善。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对东盟十国投资为例

本文利用面板模型,以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为例,研究了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OFDI,但是人民币汇率非对称性的波动加大了中国OFDI风险,人民币汇率每波动一个百分点,会导致OFDI减少两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也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应把握好人民币加入SDR所带来的机遇,加快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同时中国还应有效管理汇率预期,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这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与143个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动因以及出口结构等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比较顺、逆梯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差异,以及不同投资动因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投资动因方面,我国顺梯度OFDI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逆梯度OFDI表现为技术获取型;差异性投资动因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且这一影响效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强化.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