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变化、信息披露的择时行为及市场反应

本文以2006-2011年高管增减持股票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是否存在信息披露的择时现象、市场对高管持股变动行为及择时披露信息的反应。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存在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的偏好,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正的累计超常收益率;市场能够有效识别公司高管的持股变化行为及公司披露信息的好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上海贝岭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比较分析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公告公布日前后,股票的超额收益率和累积超额收益率的变化情况,为评判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以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供实证依据。     

衍生品交易盈亏披露会影响瞬时股价吗？——基于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2020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信息中含衍生品交易盈亏信息的数据进行多期双重差分分析，发现衍生品信息无论利好还是利空，皆存在显著负面的公告溢价。衍生品披露当日瞬时股价、3～5个交易日窗口期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显著下跌，且衍生品信息不会显著影响该股票长期价值。细分披露类型发现，定期披露的衍生品信息导致的瞬时股价波动较小，且具有更显著的公告盈余漂移。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炒股及其治理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买卖股票的行为日益频繁，而且低位买进、高位卖出现象非常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06～2009年间，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高管、董事、监事在二级市场共减持股份1145万股，增持股份296万股。这些人员进行股票操作的一个普遍特点在于其股票抛售时间的选择往往相当准确，失误率很低。     

财务绩效、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大股东增持行为——来自我国沪深股市大股东增持的经验证据

2008年沪深两市股指一路震荡下行,股票市值累计跌幅达到70％左右,下半年陆续出现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其自家股票的行为。本文通过建立模型研究2008年大股东增持的动因,结果表明大股东增持与大股东控股能力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与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与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和股票累计涨跌幅相关性不强。     

兼任高管的实际控制人增减持与盈余管理

文章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兼任高管的最终控制人增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我国中小板块2006—2012年兼任高管的最终控制人的增减持行为的统计数据,实证了兼任高管的控股股东的增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规范上市公司高管行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建议。     

谁来抑制高管减持？

恢复市场信心的上市公司增持行为还没带来多大的效应，高管减持股票潮却不期而至。据统计，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15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中高管及相关人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从二级市场套现接近6亿元，甚至有人为了全部套现股份而不惜辞去高职。     

控股股东股份变动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全流通背景下,控制股东股份增持、减持成为常态。为了低价增持、高价减持,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的动机。基于2009年至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控股股东股份增持、减持行为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增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下操纵;控股股东减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上操纵。如果没有外界有效监管,控股股东就可能持续、重复地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融资融券抑制了高管减持带来的不利影响吗——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视角

文章以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制度是否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减持。研究发现:融资融券通过减少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减持强度越小,抑制效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的产权性质不同,融资融券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融资融券制度主要是一种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影响管理层在资本市场的行为来影响其对公司的管理行为,丰富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研究,加深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认识。研究结论揭示了融资融券抑制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进而抑制高管减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规范了高管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对于进一步认识融资融券的外部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股份变动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全流通背景下,控制股东股份增持、减持成为常态。为了低价增持、高价减持,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的动机。基于2009年至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控股股东股份增持、减持行为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增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下操纵;控股股东减持时,会操控公司管理层将盈余向上操纵。如果没有外界有效监管,控股股东就可能持续、重复地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中小板公司高管减持与并购行为研究

本文以2015年底以前上市的748家中小板公司为样本,以2010-2016年为高管减持和公司并购事件的窗口期,对中小板公司高管减持和公司并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生了高管减持的中小板公司对其公司是否发生并购和在深交所发布并购公告次数有正向影响。此外,高管减持的比例和套现的金额越大,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发布的并购公告次数也会相应增加。该项研究的意义旨在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能够理性分析,不要一味去追逐所谓的利好信息,避开上市公司的炒作陷阱;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对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避免其为了迎合市场热点所作出的不理性决策。     

大股东减持时机与定向增发套利行为研究

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大股东的减持时机可以分为三类：第Ⅰ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前减持;第Ⅱ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到增发公告日之间进行减持;第Ⅲ类型为增发公告日后到定向增发股份解禁前减持。本文研究发现:(1)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最低,第Ⅰ类和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相对较高;(2)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预案公告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完成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3)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具有最高的套利收益。本文的研究阐述了大股东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高价减持低价增发的全新套利模式,为监管层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     

金字塔结构企业盈余公告期间累积超常收益显著性研究

大型企业在盈余公告期间可能会出现股价疯狂上涨的漂移现象,对企业累积超常收益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是市场检验的范畴.基于企业盈余公告视角,以2016—2018年企业盈余公告信息为样本,研究金字塔结构下企业盈余公告效应对累积超常收益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在盈余公告效应被证实后,传统超常收益无法从系统性风险和交易成本上对盈余公告效应的成因作出归纳,不能得到合理解释.针对该问题,采用金字塔结构对盈余公告期间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通过对累积超常收益率计算,发现金字塔结构企业盈余公告期间的股票市场具有反应过度的特性,并说明使用收益超常式的管理行为能够对累积超常收益显著性进行有效分析.建立在实证结论基础上,对完善收益分析提出启示.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减持行为研究——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本文选取2010~2011年我国深市创业板出现高管减持现象的114家上市公司4 635个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减持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中小投资者保护程度与高管减持的关联度最高,而市场估值、公司经营风险与高管减持的关联度较小。     

高管角色、审计背景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将高管分为决策型高管和监督型高管两类,分析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决策型高管相比,监督型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会实施更为严重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大股东股票增持对提振市场投资者信心的研究 ——兼增持动机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18年存在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上市企业大股东股份增持对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大股东和高管股票增持背后的动机.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股份增持行为会提振投资者信心,且大规模的增持对投资者信心提振强度高于小规模的增持,牛市阶段的增持对投资者信心提振强度高于熊市阶段.但这一机制不具有持续性,在T+2期投资者信心回归到初始水平.2011—2015年创业板企业主动增持存在股价低估动机,但业绩增长和管理动机不存在,2015年后三种动机均不存在,表明大股东增持隐藏有其他动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自愿性信息披露与真实盈余管理

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会加剧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从作用机制来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来配合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实现。研究结论对企业中小股东、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年报信息披露的超常收益及其影响因素

与年报盈余公告效应的研究不同,本文在拓展年报信息考虑范围的基础上,检验盈余信息、股利信息、账市比、成长性和财务风险等年报披露信息对不同公司规模的超常收益的解释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年报信息披露窗口存在显著超常收益,账市比、盈余信息、股利信息对该超常收益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因为在大多数公司规模中,账市比、盈余信息的极端值含有股票未来收益的信息,账市比、盈余信息、股利信息对超常收益有显著的边际影响;但成长性和财务风险等年报信息仅对部分公司规模的超常收益有解释能力。     

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自A股市场的证据

文章以中国2004和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比较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上市公司均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相比较而言,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一年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逐渐成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     

中国业绩型股权激励公告前的盈余操纵

股权激励可能会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股权激励不但达不到激励高管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代理问题。本文以公告股权激励方案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激励公告前的盈余操纵进行了分析。采用考虑生命周期和成长性的应计模型发现,在股权计划草案公告前操控性应计显著为负并有下降的趋势,表明激励公司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以达到降低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或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