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新区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研究——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利用2005—2013年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相关数据,对研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园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选取了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作为高新区内的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以考察这两个因素对IFDI对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新区IFDI对区内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地负向溢出效应,而且高新区研发人员比重与I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关联性;而贸易开放度对IFDI对区内的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新区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几点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的情况。本文选取1999—2005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前向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要明显大于行业内的溢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途径对东道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为了能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文章首先从后向技术溢出的内涵及途径两方面对现有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然后,分别对后向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和非正向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发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支持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后,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两个层面,将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技术差距、行业开放水平、投资动机、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外资集聚程度都对跨国公司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影响。     

宁波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口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可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从而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本文构建了宁波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模型,对宁波2002年~2007年的28个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贸易结构与贸易溢出的技术创新效应

以三种专利授权量代理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能力,以进出口贸易中资本品或高技术品所占的比例衡量贸易结构。研究发现:贸易结构的变化显著影响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但主要体现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增加,对发明专利的影响则不显著,并且这种贸易溢出的技术创新效应必须以国内技术吸收能力的同步提升为条件。因此,贸易溢出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最根本的技术创新——技术发明还必须依靠自主研发。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TFP的影响

文章在研究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中国1985-2007年数据,通过改进的LP模型,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仅通过进口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投入对我国的TFP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出口贸易通过专业水平、规模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渠道对我国TFP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外资如何提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己厂效应”还是企业间溢出?

外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众多研究尚无一致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差异样本数据的使用以及对企业内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忽视。本文使用我国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包括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角度检验了外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进程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在近177万份观测样本中发现,外资参股能够显著提高参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己厂效应"为正;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效应显著为正,但是后向关联并不显著;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是不确定的。进一步考察制度因素发现,在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下,外国投资的正向溢出作用正在逐渐弱化。     

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FDI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双重效应检验

本文将外资进入对内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率的影响细分为"市场竞争"和"技术溢出"双重效应,在运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内外资行业技术差距和技术进步率的基础上,使用1999~2006年中国31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有先激励后阻碍的作用,而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存在明显的时滞现象;技术溢出效应因各行业内外资技术差距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市场换技术"政策值得商榷。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货物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

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这一问题出发,文章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2）投资型环境规制之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滞后效应较费用型环境规制更强;（3）在影响途径上,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偏好促进技术创新,费用型环境规制则主要影响环保成本;（4）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加强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重点从以下着手：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水平;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优劣势组合使用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紧密联系;选择与区域产业分布特征相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     

金融危机、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研究了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口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其进口行为:政治上,进口国会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上,进口国居民收入的下降导致对进口产品需求的下降,这两方面在对贸易出口形成冲击的同时都会对出口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形成产业升级的"倒逼"效应。以此出发,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证明了进口国的最低质量标准和危机后更具垄断特征的出口市场结构确实会对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但该结论的成立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和假设。模型结论还显示,技术创新同规模经济的生产技术类似,都可以提高出口国企业的利润,但技术创新更具持久性。     

Foreign ownership,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clothing exports in Sri Lanka

Drawing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pplie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nks between firm-level export performance, foreign ownership and the acquisi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a sample of 205 clothing enterprises in Sri Lanka. Econometric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oreign ownership, firm size, hu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are all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xport shares. Furthermore, higher levels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re associated with larger firm size, university-level manpower and in-house technological effort. Micro-level investigations are a complementary input to developing policies for promoting private sector competitiveness in 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bilateral OECD trad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ecialization patter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exports and examines 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tensity and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in determining bilateral trade at the aggregate and sectoral level. Some of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t the aggregate level, innovation intensity and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h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bilateral trade performance especially during the 1990s. At the sectoral level, innovation intensity affects bilateral trade performance positively mainly in the high-technology sectors. There is also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bilateral trade for five of the eighteen sectors, which are the high-technology sectors. JEL no. F14, C31, O33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人民币升值对广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建议

本文首先阐述人民币存在的升值压力和广东省进出口贸易现状,在指出传统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实证研究存在忽略贬值的"J曲线效应"缺陷的基础上,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将对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最后给出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利用货币及资本市场规避风险等建议。     

地区专业化能否提高我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本文运用2002～2008年分省分行业4位HS分类贸易数据,采用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测算了各省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研究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显示,地区专业化对中端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比低端和高端影响大。而普通最小二乘和广义矩估计进一步显示,地区专业化和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之间成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控制了地区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放度、外资进入程度和金融发展变量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结论具较强政策意涵,即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产业和贸易政策。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分别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动态以及定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从出口贸易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波动将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较大的影响,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