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贸易、增加值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大转型,增加值贸易相较于传统贸易在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得到显著提升。本文首先基于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在两国和三国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增加值贸易和传统贸易在传导经济周期中的异质性作用,然后基于国家层面采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传统贸易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印证了理论分析结果,即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不断深入,增加值贸易逐渐替代传统贸易成为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核心贸易渠道。这为中国应对贸易保护和规避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风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稳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合作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4～2009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危机后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的发展态势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仍保持基本稳定,产品内分工仍是中国与日韩生产分工的重要形式,同时最终产品贸易比重在不断上升,中日韩之间正在形成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消费的新的复合型产业内分工发展机制。中国在东亚产业内分工格局中不仅作为生产基地而且作为消费基地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中日韩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实现区域内产业内分工体系的重构。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纺织品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的发展，中国经济体量逐渐扩大，我国的纺织业长期保持着贸易顺差，但在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的处境。本文通过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等分析我国纺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国际分工的影响以及相关建议。     

经济周期协同性的贸易传导研究——基于贸易关联与生产分割视角

国际贸易是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途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使国家间贸易关联程度与生产分割程度提高,对经济周期协同性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中国与贸易伙伴国间经济周期协同性为研究对象,探究贸易关联程度以及生产分割程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贸易传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附加值的复杂生产贸易活动带来的贸易关联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更大。此外,生产分割程度越高,垂直专业化分工传递机制作用更明显,对经济冲击的传递性更强。(2)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提高增加值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供给和需求,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差异度,提高经济周期协同性。(3)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联程度高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且更多集中于附加价值高的生产与贸易活动中,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效果更显著。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将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地分工从"完整"的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本文通过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中加入交易成本变量的方法,拓展了李嘉图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分析中,并通过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     

产品内分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论东亚生产网络中中国的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竞争力,这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途径;产品内分工还可改变国际贸易收支核算的性质,这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东亚地区,与传统的普通贸易自由化相比,程度更深的经济一体化能够提升产品内分工的福利效应。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从哪里来

中国贸易顺差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那么究竟这一巨额顺差来自哪里。介绍了中国贸易顺差发展情况后,本文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历程出发,根据中国贸易伙伴国与贸易商品种类两方面,详细的寻找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具体来源,并给出了一些建议如何改善中国贸易状况,逐步消化这一贸易顺差。     

中国与金砖国家间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

本文在Novy(2013)超越对数引力模型基础上把国内民主化程度作为政治因素从出口国和进口国两条路径引入该模型对其进行改进,并利用改进后的模型对中国与金砖国家部分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分别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弹性均为正,中国与金砖国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均可提高贸易量。然而中国出口与进口贸易成本弹性差值均为负,中国总体不具有相对优势。从细分产品结构来看,中国可以优先考虑本国优势产品,重点在优势产品领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中国与金砖国家存在产业内贸易潜力较大产品,中国可以与金砖国家在不同层次加深农业分工与合作,分散中国农产品贸易风险,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采用WIOD提供的金砖国家投入产出和直接碳排放数据,通过建立MRIO模型计算1995~2011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在不同双边贸易中所处地位特征和是否存在碳减排的国际贸易途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不同金砖国家贸易所处地位存在异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在中俄贸易中以贸易逆差换取碳减排、中印贸易中以碳排放换取贸易顺差、中巴贸易中隐含碳净出口和贸易逆差共存。中国可通过鼓励相对低碳行业出口,并同时鼓励相对高碳行业进口和金砖国家内部互补性贸易的国际贸易途径促进实现中国碳减排目标。中国应该充分发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享式"碳减排。     

FDI,产品内分工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两国近年来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回归分析发现,FDI、中国加工贸易份额不断提高、FDI流入以及中国与东亚日韩,台湾地区的产品内分工等因素对中美贸易失衡都有正向的影响。调整两国贸易差额需要多种手段,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中美等国在世界分工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     

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及提升途径

中国大陆地区通过大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能力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介入到国际产品内分工,本文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中低端,应该从加大国内研发投入、调整加工贸易结构、多层次开拓国外市场及降低加工贸易的对外依赖程度等方面提升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及提升途径

中国大陆地区通过大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能力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介入到国际产品内分工,本文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中低端,应该从加大国内研发投入、调整加工贸易结构、多层次开拓国外市场及降低加工贸易的对外依赖程度等方面提升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     

外贸顺差会降低就业水平?——基于匹配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借鉴Pissarides匹配模型的思想,构建包含净出口额与就业等因素在内的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08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外贸顺差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与程度。结果表明:已经拥有庞大贸易顺差的基础上,顺差的进一步增加不能提高就业水平,反而会造成就业人数的下降。本文研究表明,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进口支持政策,保障出口与进口的协调发展,减少顺差来优化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和就业水平提高。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何如此巨大

在任何问题清单上,头号或接近头号的问题总是美中双边贸易中不断扩大的逆差。随着中国全球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扩大,这个问题在近年相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几年的适度增长之后,2005年,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翻了3倍,达到1000多亿美元。同时,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猛增,估计达到1500亿美元,几乎占GDP的7％,使中国以美元计算成为世界第二大顺差国,仅稍落后于日本。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便走上了缓慢上升的通道。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微显,但仍受到多种因素如内需不足、全球产业结构以及贸易政策的制约。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研究创新：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价值：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产品内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深化拓展,产品内贸易也逐渐取代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模式,中国也不例外。那么产品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产生影响?本文尝试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产品内贸易表现出规模不断扩大和出口结构逐渐优化的特征,而且产品内贸易的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产品内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利于扩大并优化产品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贸易顺差超常增长问题的透视与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3年出现122亿美元的逆差外，其余各年份我国对外贸易均为顺差。1995年，我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67亿美元。2005年更是突破千亿美元大关，顺差额达1019亿美元。从1994年至2005年，我国贸易已经连续12年顺差。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多达61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由于我国下半年的出口额通常要高于上半年，经济学家们预计今年的贸易顺差将在1300亿至1500亿美元之间。巨额的贸易顺差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贸易摩擦，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还预示着我国经济运行中内需不足的隐患。因此，必须客观看待巨额贸易顺差，深入分析贸易顺差超常增长的原因，并适当调整我国贸易政策的取向。     

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FDI发展现状和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双顺差"的结构变化基础上,探讨FDI流入对"双顺差"结构产生的影响,得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原因,最后从贸易政策和利用FDI政策两大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本文通过将出口退税政策变量纳入全球模拟(GSIM)模型,从产业层面和全球视角对出口退税政策通过价格机制影响有关国家的生产、进出口贸易流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福利等经济活动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2007年全球纺织品生产与贸易数据,对我国纺织品出口退税政策的主要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将使我国纺织品的产出、出口以及行业生产者的福利都有所增加,而纺织品内销量有所减少以及消费者的福利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