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断点回归的天山北坡城市群水资源对城镇化的胁迫分析

天山北坡城市群水资源开发的敏感性较强,水资源短缺是城镇化发展的瓶颈。论文通过构建灰色模型,预测2017—2021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城镇化率、用水总量和废污水排放量指标值;利用多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判断2001—2021年各城市用水总量、废污水排放量的结构断点;以城镇化率与用水总量、城镇化率与废污水排放量的拟合系数作为胁迫强度,分析断点前后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胁迫强度。得出:2013年以来,天山北坡城市群水资源对城镇化的胁迫作用减弱,政策效应明显;2010年以来,天山北坡城市群废污水排放量对城镇化的胁迫作用减弱。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城市的生产用水效率低,并呈下降趋势。最后,提出持续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广农业、工业节水设备和技术,加大生活和工业废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的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耦合机理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市群人口集聚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198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刻画了京津冀城镇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耕地及生态用地之间的关系,定量化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用地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①指数曲线和多项式曲线能较好揭示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用地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关系。②1980年以来京津冀城镇化率从31.85%增加到62.72%。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需增加建设用地169 km2,消耗耕地299.5 km2,生态用地62.79 km2。③受到自然资源本底、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北京、天津和河北各个城市城镇化进程和用地需求差异显著。     

城镇化面临的土地现实状况——尖锐的人地矛盾

1.我国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40.53％。1998年以来，更是以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在增加，这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世界上也是很少的。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的范围在迅速扩展，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也在迅速增加。1981-2003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每年增加约1011平方公里，以年均6.87％的速度递增。1981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仅为6720平方公里，2003年增加到28971.9平方公里，增长了近4.3倍。而且由于城市多建于平原地带，所以…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相对效率评价

为促进人口城镇化和跟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优化我国城镇化政策,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估土地城镇化相对于人口城镇化的效率。结果表明:2006~2012年,全国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为0.851;全国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全国城区总人口应增加14.9%,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才能达到最高。西部地区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东部最低。如果土地城镇化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全国可以节约19.217%的居住用地、19.510%的公共设施用地、21.733%的工业用地、24.490%的物流仓储用地、17.097%的道路交通用地、22.083%的市政公用用地和21.933%的绿地广场用地,且保持现有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变,就可基本容纳2020年60%的城镇人口。如果全国土地城镇化效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承载2020年60%的城镇人口,需新增7128.3 km2的城市建设用地。应将东部地区作为2020年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温江区土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是土地利用的重要约束条件。随着温江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土地生态环境的现状、演变趋势将关系到未来较长时期内温江区的环境质量状况。文章分析评价了温江区土地生态环境现状,阐明了土地开发利用变化趋势与土地生态环境演变趋势,提出了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的对策和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温江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较好,但随着城镇和工业建设用地的增加,"三废"排放量呈增长趋势,城市生活垃圾特别是"白色污染"是温江区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为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合理布局各类功能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各种污染源的综合整治力度;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京津冀区域产业用水时空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利用2000—2016年京津冀产业用水数据,分析了京津冀不同时期用水量、产业用水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北京总用水量(34.3亿～40.5亿m~3)与天津总用水量(19.1亿～27.2亿m~3)先减少后增加,河北总用水量(182.6亿～212.2 亿m~3)呈下降趋势。京津冀农业和工业用水总体呈降低趋势,城市用水呈增加趋势。天津、河北主导用水产业是农业,北京主导用水产业由农业(43.90%)变为城市用水(74.48%),主要受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京津冀产业结构向第一、二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升高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会影响用水量和用水结构变化。研究可为京津冀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科学参考。     

河南省城市水源条件与工业布局关系初探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国需水量迅速增加,尤以城市和工业用水增加最快。据统计从二十世纪初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全世界工业用水增长20多倍,城市生活用水增长12倍,农业用水增长7倍。另外,工业和城市用水量占各部门总用水量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如美国从1970年的52％上升到1980年的60％。我国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增长也很快,据统计分析,自1953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每增长10％,用水量要相应增长4～8％。建国30多年来,北京市用水量增长40倍,河南省郑州、洛阳、开封、安阳、平顶山等市,也增长20余倍。因而,供水已成为我国多数城市普遍性问题。据1982年对全国216个城市调查统计,每天缺水1,200万吨的城市占80％。不少城市因缺水而限产停产,导致产值减少,产品质量下降,如大连     

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以2009-2013年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采用软件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实证分析了城市区域内部及城市之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空间计量Morans’I指数检验,结果显示文章所选取80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对模型进行普通回归以及空间回归结果均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对空间效应的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进行分解,发现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在区域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能够显著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1.0912%,而消费、政府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关键因素判别

以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区域,选取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相关统计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效应中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波动上升,二者间的相对发展状态由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逐步转为城镇化发展相对超前。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由初期的失调发展,经过渡发展最终转为协调发展。其中新型城镇化指标中的人均GDP,生态环境指标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及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岩溶地区水资源与经济发展脱钩分析

为揭示城市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性,弥补水足迹单纯考虑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占用的缺陷,文章采用"水生态足迹"与"脱复钩"理论,从水量(用水量)和水质(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视角,采用Tapio弹性指数评价贵阳市2002—2014年水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水平。研究表明:2002—2014年贵阳市水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除2011年扩张性水质型负脱钩外,其余年份为水量型或水质型强(弱)脱钩,且历年脱钩指数时间序列上波动明显,其脱钩平均值为0.138;由于贵阳市GDP增速稳定,故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程度取决于水量和水质生态足迹的变化特征。实现贵阳市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限制工业用水和污水排放量,还要节约生活用水量,减少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另外,相比水足迹,运用水生态足迹的视角评价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态势更具科学性、全面性,有助于丰富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脱钩评价角度。     

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结构影响的定量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在分析长沙市城市化与建设用地状况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各类建设用地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文章认为:1990—2004年间,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用地影响大,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减少0.4973%,城镇用地增加0.2866%;对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影响较大,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分别增加0.1189%、0.1294%;对其他建设用地影响小,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其他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仅减少0.0372%。然后,通过逐步回归,建立长沙市城市化水平与各类建设用地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长沙市未来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值,预测出了2010—2015年长沙市建设用地结构。     

福州市绿色城镇化发展动态实证研究

阐释绿色化与城镇化耦合互动机理,构建绿色化与城镇化动态耦合模型,建立多指标评价系统,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以福州为例,定量揭示影响绿色化与城镇化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并对两者的耦合度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化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呈现比较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耦合度变化曲线总体呈现倒“U”型特征;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经济增长是胁迫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条件以及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是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较之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相对更为重要而急迫.最后,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子及脱钩效应贡献分析--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

基于安徽省统计数据,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进行测度,然后运用扩展的Kaya等式和LMDI法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进一步对脱钩效应及其贡献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安徽省建设用地规模以年均4.8%的速度不断扩张,同时,建设用地碳排放以年均12.87%的速度激增,到2019年达到747.23万吨。建设用地碳排放增加的驱动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强度、建设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和城市人口密度,促进建设用地碳排放减少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对脱钩经济增长努力有效的五大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能源强度和城市人口密度。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控建设用地规模等可成为未来安徽省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应优先考虑并重点采取的有效措施。     

中国产业用水变化驱动效应测度及空间分异

文章综合考虑了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用水强度及人口规模四因素对产业用水量的影响,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7—2007年的三次产业用水量变化进行分解分析,以从时间序列上探讨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量化其贡献率;同时结合ISODATA聚类模型对各效应进行空间聚类,从而对各效应进行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拉动了我国产业用水量的增长,1997—2007年其效应平均值分别为670.47×108m3和33.47×108m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对产业用水量的扩展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期效应均值分别为-208.62 m3和-480.62 m3;②1997—2007年经济水平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 056.96%和12.8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7.64%和-852.16%。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水技术水平是导致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③各种效应的空间分异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人口数量与效应的驱动作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产业用水的"零增长"与"负增长"的目标需要在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实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将在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得以解决。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生态效应研究

城镇化通过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和空间,提高社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挥聚集效应,卸载生态脆弱区剩余农业人口等,可以产生生态增殖效应,但不合理的城镇化可能造成一系列生态胁迫效应。必须提高民族地区城镇化质量,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相耦合,实现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快速城镇化对山东省粮食生产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量耕地资源被城市建设占用,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业水资源紧张态势日趋严峻,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减少,这些都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要协调好城镇化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合理规划城镇用地,以保障粮食生产及安全。     

基于“IPAT”等式的城市生活污水驱动因素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呈快速增长。1999年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成为城市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依据1985～2009年时序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通过分析城市化、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城镇平均家庭户规模对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以及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化和城镇平均家庭户规模对城市生活污水排放强度效应明显,城市化与城镇人均消费水平在滞后1期与城市生活污水存在单项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城镇平均家庭户规模滞后5期呈现单项因果关系。     

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城市人口规模会增长1.15%;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则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17%。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家庭及城市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典型喀斯特城市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以铜仁市为例

选取典型喀斯特城市铜仁市为研究区,基于经济数据和水资源数据,运用匹配度、水资源生态足迹、"P-E-R"区域匹配模型和LMDI指数分解模型,分析揭示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发现:铜仁市人均用水量总体逐年在下降,而人均GDP逐年在提高,其匹配度2011年达最大后逐步下降。水资源生态足迹总体波动上升但程度不明显,而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和水资源生态盈余较高且受降水影响波动明显,历年万元GDP水资源生态足迹明显下降。农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环境补水的用水比重由高到低,水资源生态压力指数较小且趋势与水资源生态盈余一致。水资源经济承载力富裕而水资源经济人口承载力不足,对水资源生态足迹变化贡献度技术效应最大且为负效应、经济效应次之且为正效应、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基于要素贡献率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利用武汉城市圈2001—2012年39个县区的面板数据和拓展的C-D生产函数,对城市圈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算,并结合要素贡献率和建设用地集约水平划分建设用地管控区,提出了总量控制和差别化调控的建设用地管理模式。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本、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7%、17.68%、62.18%,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依然有着重要作用且暂时很难被资金和劳动有效替代;2城市圈各县区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最高为50.36%,最低仅为0.66%;3按照要素贡献率和建设用地集约水平,可将城市圈建设用地划分为优先供给区、重点供给区、适度供给区、内涵挖潜区四个管控区;4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可在管控区的基础上进行设计,通过总量控制和差别化调控两方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