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政策调整”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分析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人口调整政策新思路,即"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此次人口政策的微调是对我国实施三十多年"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的终结。我国人口政策的微调将促使每年多生育近百万人,他们的出生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对我国住房将产生结构性的需求,惟有"未雨绸缪",才能把握先机,制定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探讨

文章以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政策调整为背景,分析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存在问题,探讨三孩政策下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从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基金统筹层次、扩大待遇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结合方式等方面,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思路。     

一场影响深远的错误批判——试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

1953年的人口普查引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高度重视,他通过实地调查,于1957年提出《新人口论》,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从而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各种批判文章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挂钩,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这场错误批判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把许多人口学家错误地打成右派,使我国人口理论的研究停滞,使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严重挫折。     

低生育条件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发展效应——以大连市为例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预测分析框架,采用递进生育人口发展模型与年龄移算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和分析了低生育率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地区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不仅不会带来生育率和人口规模的大幅反弹,而且还有助于缓解人口规模峰值过后老龄化给人口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未来劳动力人口供给不足及其经济负担过重问题,确保区域人口安全及人口和谐发展。     

婚育人群文化素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

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对策。化素质与人口生育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化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着人口的质量，而且对人口的数量也产生影响。人口生育水平随化素质的提高而趋于下降，因而提高人口的化素质对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育友好型”财税政策发展研究：历史制度视角

202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接连发布了优化生育支持的相关指导意见,使得推动适度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成为当前工作重点。在政策和舆论的窗口期,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从古至今的生育激励政策变迁路径和关键节点,试图在分析人口规律和时代背景基础上正确认知与评价我国的生育政策变化,通过古今财税政策梳理,提出适应中国国情、提振生育意愿的可行性建议。     

低生育不浃下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目标的手段。我国目前低生育水平不稳定要从“以数为本”向“以人为本”过渡，重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机制，实现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马寅初《新人口论》之回眸与现代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成功与否不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而且对世界人口的发展和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重温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某些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和需要重点澄清,更重要的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增长、适度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对在21世纪重新探寻并确立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统筹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睿智远见仍具有重要意义。     

生育政策视角下我国“中等收入陷阱”跌入风险分析——以后危机时代为界点

在矛盾凸显的后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考验,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阶段。文章以生育政策为视角,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现有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跌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机理。这不仅增强人口发展的危机程度,而且强化"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节点,进而加大"中等收入陷阱"的跌入风险。为此,文章以生育政策为视角提出相应路径,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可持续的人口环境。     

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基本方略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现行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逐步走上法治轨道(1980年至今)。当前,社会上所谓人口计生"放松论"、"放开论""原罪论"等传得沸沸扬扬,人口计生工作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因此,对"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基本方略进行探讨。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对策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具有悠久历史源渊和社会基础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改的深入发展,利益关系和社会格局的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人们的民主和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从而导致信访高峰、信访寻租等现象的发生。只有将信访制度改革与整个社会现行制度体系结合起来,信访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从而走出信访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困境。     

“创先争优”的长效化及其在高校的路径选择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而我党的先进性又是其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讲,＂创先争优＂活动是巩固和卫护我党执政合法性,加强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需要我党长期坚持和坚守的事业,其长效化意义重大。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重大使命,大学各项功能的全面实现离不开高校广大党员干部在＂创先争优＂方面的长久努力。     

从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看“华元”及“亚元”的推出

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实行单一货币有利于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协调一致。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已是当今经济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但是，受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要真正实施亚洲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尚存在许多障碍。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要构建亚洲货币联盟，最终实行单一货币（亚元）只能分两步进行：首先，致力于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实行单一货币——“华元”；其次，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行在亚洲次区域流通的单一货币——“亚元”。     

影响全球小商品基准价的“义乌指数”

专业市场指数在我国还是新兴事物,它能够提升市场内生增长能力,促进更紧密的产业内在联系,激发市场参与者自求提升。一项指数的发布,有助于催生更多指数的出现,催生相关商品和服务标准的形成,形成一个外延更宽、内涵更深的市场指数体系,引导政府转变职能,有效促进经济效益增长。作为重要的信息平台,指数还利于引导产业发展和壮大,引导商品内涵提升,集聚全球资信,提升国际影响力。义乌在编制、发布和不断完善专业市场指数方面,取得了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中国应“义乌指数”而影响全球小商品的基准价格。     

“条带”、“点状跳跃”模式的“大保定”城市空间发展思路分析

＂一城三星＂理念下的＂大保定＂建设需要在更大空间内对城市发展进行设计。在＂小马拉大车＂的发展瓶颈下,保定的城市空间拓展采取＂摊大饼＂方式由核心地带均匀向外围空间蔓延并非理性选择。＂大保定＂的构建需要采取＂条带＂、＂点状跳跃＂模式的空间蔓延机制。这不仅会使得保定城市空间在短时间内得到拓展,而且可以有序分解保定的城市职能到邻近的核心村镇。在西部山麓和东部高速公路的发展约束下保定的发展选择应该是沿交通干线沿＂东北-西南＂方向进行条带状拓展,虽然短期内保定的外围空间呈现对称发展状态,但从长期看不对称的＂条带状＂发展格局是大势所趋。     

弘一大师致方云如书信考

弘一大师致方云如的一封书信系郭长海先生在民国旧报《金刚钻》中节录而得，为最新版《弘一大师全集（书信集）》所失收，该封书信对弘一大师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此，从节录信件的内容出发，按时间、地点、人物考的顺序，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书信作全面的考证，以期能够为《弘一大师全集》的准确收录作一份必要的史料补充。     

对防止当前我国经济“硬着陆”的思考及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减速，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当前我国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长必须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扩大内需型”，着重于扩大消费需求；经济结构必须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到以服务业为主。从财政、货币及收入政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注重改善民生。     

略谈教师在提高导学课堂有效性中的作用——结合《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

开放教育学习者突出的工学矛盾和学习时间的不确定性，使课堂教学承担着传授知识、指导学习方法的双重任务，决定着面授课堂必须量少、质优、效果好。但实践中，由于不了解学情，不善于整合资源或不能驾驭教材等原因，课堂教学普遍低效化。如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面授课堂的有效性，就要做细、做实、做好课前准备、课中“三导”和课后反思。     

“双核+双子”京津冀城市群背景下的张承发展对策分析

构建以京津唐保为核心的"双核+双子"的京津冀城市体系,不能忽视张承在京北的重要作用。张承需要依托自身条件融入京津,同时京津也要利用大都市的优越条件创造更多的机会吸纳张承,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阈限创造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是京津张承共生发展的未来选择,进而构建"五核+三带"的京北城市成长线,包括"双核"京圈外围带、"核+子"交合带和"北双子"成长核,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沿张家口-宣化-怀来-延庆-怀柔-密云-兴隆-滦平-承德一线为主线的京北城市成长线,其中要充分发展怀来和兴隆为较高级别的次级城市。     

再论未成年人冠姓制度

独生子女家庭的日益成熟,使得传统的姓氏宗族观念和子息单薄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现有法律对未成年子女冠姓问题规范明显不足。在未成年子女冠姓问题上,分配监护人的冠姓决定权时,应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直接监护人的冠姓决定权。同时扩张“合同”在民事领域的适用,以协议的方式为主、以法律直接规定的方式为辅来分配冠姓权利,不失为和谐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