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独立作用与联动作用的双重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对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静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曲线关系均呈“N 型”, 西部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N型” 曲线关系。门槛模型结果表明, 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利于降低碳排放, 但在不同的老龄化程度下,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政府干预视角下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 技术外溢和非完全竞争引导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集中, 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同时, 由这3 种效应所引发的成本节约、 技术进步和能效提升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 由于中国政府对产业集聚过度干预现象的普遍存在, 易导致追逐 “政策租”而引发 “企业扎堆” 现象的产生, 从而对碳排放强度的改善产生不利影响。 从这一视角出发, 本文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检验剖析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 从而探寻政府适度干预和市场配置共同作用下节能减排的可行方法。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明确碳排放规制的就业效应,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而在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抑制就业。因此,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性碳排放规制政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

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强度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技术创新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能够充分实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双赢,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的技术基础。     

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变量发展预测

本文以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2010年投入产出表延长表为基准数据,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相关变量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将实现新常态下的稳定适宜增长,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二产业明显下降。由于经济增长的原因,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依然较高,但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选取 2003～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设置3 种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东部样本、 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 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 、 税收营商环境与中国 OFDI

本文选取 2005～2017 年 “一带一路” 沿线 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运用熵值法构建税收 营商环境指数, 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OFDI 的空间相关性及税收 营商环境等因素对中国OFDI 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具有显著差异, 中欧、 南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相对较好, 中亚、 西亚、 东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则亟待改善;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东道国的税收营商环境、 市场规模、 劳动力 总量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东道国科技发 展水平、 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启示——基于Meta回归技术的多重误设定偏差分析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促进说”、“抑制说 ”和“不确定说”均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本文运用定量文献研究中的Meta回归技术,以 28篇重要文献中的100个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多层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导致不同研究结论 的原因。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误设定偏差分析及10个相关假设的检验,从 样本、方法、变量和文献发表特征4个方面获取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调节因素。研究认为,由 于纳入文献中的调节因素不同、调节因素的作用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这一发现有 助于理解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今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研究

本文从口岸效率、 海关环境、 规制环境和金融电商四方面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指标体系,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 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整体效应、 分区域效应和分措施效应等 ３ 个方面的分析。 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水平、 沿线国国内生产总值、 沿线国与中国接壤以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能对中国向该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 而关税水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沿线国首都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则会对中国向该国的出口贸易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CGE模型的碳税政策对碳排放及居民福利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征收10元/吨、20元/吨、30元/吨和40元/吨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利用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来衡量碳税的减排效果,最后,模拟保持居民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分析碳税的“双重红利”。研究结论表明：碳税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能够明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除政府收入和消费增加,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GDP、名义GDP和居民福利均产生负效应;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降低,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受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碳税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并减弱了经济产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保持居民福利不变,可以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职场抱怨源对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知识型员工的创新绩效是移动互联时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本研究探讨了组织环境中的职场抱怨源对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职场抱怨源的“与同事关系”、“管理规范化因素”和“物理环境”维度通过负向影响员工建言,而抑制创新绩效;另外,“工作负荷”维度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研究还揭示,相比自我隐藏倾向低的员工,与同事关系不和谐对高自我隐藏倾向知识型员工的建言和创新绩效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讨论了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转型特征明显,行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下降走势,但2003年工业再度重型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排放强度明显上升。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详细考察了中国工业CO2库兹涅茨曲线(CKC)的类型及成因。主要结论是:中国工业CKC呈"N型"走势,而非传统的"倒U型",即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在倒U型走势之后又形成拐点,出现"重组"现象;投资规模与排放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不是影响排放的主要因素,CO2排放是个动态调整过程,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有助于降低排放,减排治理政策应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环境规制等多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