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股业绩“爆雷”背后万亿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

2014年并购政策"松绑"后,刺激了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高溢价的并购使公司计提了巨额商誉,这让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但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埋下隐患。过高溢价的背后是被并购方过高的业绩承诺,业绩不达标,并购方只好大额计提商誉减值,2018年A股业绩频频"爆雷"跟商誉减值有密切关系。证监会在2018年11月发布了有关商誉减值的风险提示,表露了对万亿商誉的重视。本文基于对商誉本质的理解,从商誉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披露等方面出发,提出了改善商誉会计处理的方法和加强内外监管的建议,以应对"商誉泡沫"的危机。     

上市公司商誉潜在风险、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

商誉是企业一种特殊的"资产",按照目前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每个会计年度并购企业按照准则要求对被并购标的进行价值评估,在会计期末进行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如果存在减值迹象,就需要按照准则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浪潮的兴起,并购重组成为许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和规模扩大的重要手段,但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商誉,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巨大"的风险资产,而潜在的巨额商誉减值则是资本市场的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9年业绩"爆雷"连环发生的种子其风险早已在三年以至五年前就可能埋下。本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商誉潜在的风险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指出评估机构的评估方法和体系的对上市公司商誉规模扩大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抑或摊销——基于股票市场“黑天鹅”事件的思考北大核心

2018年资本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出,巨额商誉减值致使上市公司业绩集中“爆雷”,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商誉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的激烈讨论。通过梳理直接冲销法、永久保留法、系统摊销法和减值计提法四种典型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备受争议的系统摊销法和减值计提法进行利弊分析。研究发现:系统摊销法可操作性较强,摊销额对利润的抵消作用会使上市公司更加谨慎地对待企业并购,从源头上杜绝巨额商誉的产生;但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一旦产生明确的减值迹象,计提商誉减值可提升商誉资产账面价值的相关性。基于此,提出未来对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应重新引入系统摊销机制,并在有明确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应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关于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基于二六三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2016年度报告中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二六三公司为案例,通过对其商誉形成及减值过程的分析,发现我国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并购中形成商誉的会计确认及后续计量的规定存在企业管理层自由裁量空间大、企业业绩波动幅度大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改进商誉会计规则的思路.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商誉减值风险探析

并购对上市公司业绩提升以及业务转型越来越重要,但并购重组形成的大额商誉,给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商誉减值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要风险。因此,防范与研究商誉减值风险是上市公司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对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形成的商誉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并购"轻"资产公司形成巨额商誉已成为普遍现象,资产质量风险问题突出。在剖析商誉构成及实质、现行商誉存在减值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净化商誉确认、改进估值方法、对并购重组差额后续计量采用"在一定年限内摊销+减值测试"等相关设想与建议。     

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ST巴士并购商誉形成及其后续计量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溢价并购形成巨额商誉隐藏减值风险,不少企业利用商誉处理的漏洞,在高溢价并购后又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以操纵企业利润,最终高管套利、股价崩溃,并购商誉问题令人深思。本文以~*ST巴士为例,从经济本质、企业动机等角度剖析并购商誉的形成和后续计量,揭穿企业将并购商誉用于掏空动机的真实目的,接着论证了摊销法在经济结果上更为可靠、符合企业真实情况,最后对完善准则提出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及防范研究--以宝鼎科技为例

近年来,巨额商誉及其减值风险已经成为并购企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宝鼎科技并购上海复榆形成的巨额商誉为案例,分析探讨并购企业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具体成因和防范举措。研究发现:由于尽职调查的致命性缺陷、补偿协议的不合理、并购方式的不恰当以及并购协同不到位等原因,并购企业产生了巨额商誉减值。对于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创建了并购安全线——并购会略有盈余或盈亏平衡的并购溢价率来判断商誉减值风险。基于此,并购企业应在并购安全线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的尽职调查、选取基于并购谨慎性的资产基础法、实现并购协同效应,规避巨额商誉减值风险。     

并购风险计量初探—— 以蓝色光标为例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企业并购中的估值、风险计量和管控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本文以蓝色光标两家子公司的商誉减值为例,在介绍风险量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并购中商誉与风险的关系、风险定义和计量问题,并从并购商誉短期出现巨额减值可能导致管理层的操作空间视角,提出现有会计准则的商誉减值测试处理值得商榷的观点.     

上市公司的商誉风险及对策分析

商誉可以说是A股上市公司的热点内容,上市公司通过溢价收购的企业,由于业绩下滑而导致的商誉减值问题越来越突出,由此使得巨额商誉对股票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如何针对上市公司的商誉风险,制定有效的防御措施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商誉风险及对策进行分析,以规范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从而将对上市公司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

近年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屡见不鲜,文章以2012—201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且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影视行业商誉"地雷"探因 ——以华谊兄弟为例

2018年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大规模商誉爆雷期,A股商誉减值损失高达1667.64亿元.影视行业更是商誉减值的重灾区,占总减值的11.6％.在这样背景下,首先,文章以影视行业巨头之一的华谊兄弟为切入点,从公司和艺人双重视角探究并购动因,深度剖析华谊兄弟商誉减值背后的真实原因;其次,拓展至影视行业,探究影视行业商誉集体爆雷的原因;最后,分别针对上市公司、税务机关、中介机构和影视行业四个主体提出相应建议.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我国宏观经济走弱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影视巨头华谊兄弟的商誉减值爆雷问题的根源和防范对策,对影视行业和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反思与借鉴意义.     

影视行业商誉"地雷"探因 ——以华谊兄弟为例

2018年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大规模商誉爆雷期,A股商誉减值损失高达1667.64亿元.影视行业更是商誉减值的重灾区,占总减值的11.6％.在这样背景下,首先,文章以影视行业巨头之一的华谊兄弟为切入点,从公司和艺人双重视角探究并购动因,深度剖析华谊兄弟商誉减值背后的真实原因;其次,拓展至影视行业,探究影视行业商誉集体爆雷的原因;最后,分别针对上市公司、税务机关、中介机构和影视行业四个主体提出相应建议.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我国宏观经济走弱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影视巨头华谊兄弟的商誉减值爆雷问题的根源和防范对策,对影视行业和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反思与借鉴意义.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