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影响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与市场化程度及投资环境。在于投资者能否获得所有权、区位及内部化等优势。我国应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采取加快市场化进程,加强投资环境及制度建设等措施,强化区域优势,以更好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基于投资成本的FDI区位选择问题研究

本文从成本视角分析了FDI区位决策的价值取向,即影响FDI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分解为三大类: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劳动力成本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主体部分,而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于生产成本来讲,对FDI区位决策影响较小。文章特别提出,劳动力成本影响FDI区位决策具有特殊性,即外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与企业类型有关,大多数外资企业在做区位决策时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视为主要考虑因素,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主要考虑劳动者素质而不是劳动力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制定引进外资政策时,要根据外资企业类型制定差异化引资政策。     

区域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就安徽省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会抑制FDI的流入。因此,未来安徽省应加强环境政策与利用FDI政策的协调,构建利用FDI的综合区位优势,以提升利用FDI的绩效,改善生态环境。     

区域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就安徽省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会抑制FDI的流入。因此,未来安徽省应加强环境政策与利用FDI政策的协调,构建利用FDI的综合区位优势,以提升利用FDI的绩效,改善生态环境。     

论产业集聚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制造业的研究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外资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而产业集聚在FDI的区位选择中逐渐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基于前人的理论研究和江苏省的相关数据对产业集聚和FDI区位选择相关性进行初步探讨。     

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对比分析

本文阐述了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对比分析了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制约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我国进行FDI区位选择探析

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刺激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增长,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其区位分布备受关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FDI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其特殊性:我国进行FDI过程中,大量的中国投资进入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部分投资进入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本文在分析一般FDI区位选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探讨我国在进行FDI时的区位选择。     

浅谈金融危机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

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区位的变动和FDI投资主体的变动两个方面来探讨此次金融危机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发现2008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变动尤其显著,相对于2007年,2008年流入发达国家FDI总体下降了32%,虽然2008年发达国家对外M&A的交易额显著下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大幅上升,但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并购的主体.目前许多国家正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加快对外投资的进程.     

对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在华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吸引了近90％的FDI，中西部仅吸收近10％的FDI，FDI在国内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已经是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住选择三大基础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验证影响和决定FDI在华区位分布的各个基础经济变量的有效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政策对FDI区位影响初探

从国家层面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然而,从区域层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区域分布差异显著,进一步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缩小区域差距必须通过制定并实施区域倾斜政策。因此,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动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改革开发以来的战略阶段为主线研究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探讨各区域经济政策阶段全国范围FDI重心轨迹的变动,并进一步分析了区域经济政策对FDI区位变动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对外开发区域经济政策的演进,全国FDI重心呈由南至北,由西向东的变动趋势;全国四大板块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距逐渐缩小;全国FDI重心与全国地理中心的距离也减小了,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区域政策的有效性。     

集聚效应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农业因其产业链和分工较为简单等原因,相对来说并不易于形成空间集聚,因而,农业FDI的区位选择不存在集聚效应的影响。然而,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发现,农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的特征,这种空间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利益,吸引了新进的农业FDI继续定位于这些地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因果循环的作用,农业FDI存量越大的地区,吸引的农业外资就会越多;而缺乏足够农业FDI存量的地区,就更加难以吸引农业外资的流入。集聚效应使得农业FDI地区分布的差距逐步扩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视角,采用54国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对样本国聚类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东道国治理基础和双边贸易量后,对我国直接投资而言,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同时,发达国家的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吸引力,而在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市场因素的作用也不明显。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路径安排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深化,目前中国企业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和现实需要,近年来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实际,对我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东道国区位选择和路径安排进行研究。     

Market Potential of a Fast-Food Outlet Against Location Based on Customer Traveling Distance Profiles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best to estimate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a fast-food outlet based on customer traveling distance profiles. We selected two outlets from a fast-food chain in Hong Kong, one located in a business district, the other in an urban area, as typical demonst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hourly sales indices of either outlet, sal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ime segments. The potential market population of each time segment for each outlet is first determined from customer traveling distance profiles. The overall potential market population for each outlet is then determined. To determine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an outlet, we need to include two factors: the fraction of this population having fast food and the associated frequency of having fast food, in addition to the overall potential market population. Aspects determining these three factors are also examined.     

产业集聚和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持续上升,但大部分流入了沿海开放地区。本文尝试从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如此之大的原因,以求从中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另一影响因素——产业集聚,从而为如何吸引外资、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The role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risk in FDI entry choices

FDI research has presented consistent evidence that firm experience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risk on entry in a new foreign market. This conclusion is contested by recent research. By revisiting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risk by economists and behaviourists, we show that the proposed learning mechanism only applies to endogenous risk, not exogenous risk. As assessing endogenous risk involves self-evaluation of risk-reducing capability, it is posited that firms have differential tendencies to take such risks even when experience and ownership are accounted for. We find both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variations in firms’ responses to endogenous risk, as opposed to exogenous risk.     

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

服务业离岸外移是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抓住机遇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对华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中国吸引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     

生产的区位与外资分布的行业差异

改革开放 2 0年来我国吸引的外资数量逐年增加 ,但从行业角度来看 ,各地区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 ,而生产的区位化是决定各地区吸收外资行业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 ,且各地区经济的行业结构与其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的模式选择

近年来,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连不断,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融入全球供应链,获取逆向技术溢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作用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而企业通过模仿效应、嵌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平台效应四个途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中国企业应立足自身,合理选择技术获取型FDI的进入模式以有效获得逆向技术外溢。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能力资源整合分析——以万向集团为例

本文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在综合与继承代表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构筑了能力资源整合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资源、投资动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该分析框架从动态的角度提出了能力资源的概念,把能力资源的拥有与海外资源的获取有机地联系起来,将优势利用论与优势获取论统一在一个模型当中,使我们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各种类型国家企业的多种跨国经营行为。最后,以万向集团为例进行案例与实证分析,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本文的结论是,能力整合理论分析框架能够很好地解析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各种方式和全部过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能够为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