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新格局下中国价值链的升级脱困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因之一是为了摆脱中国企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供给的低端地位。新时代开放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价值链升级面临内外双重压力。通过阐释西方价值链理论演化脉络，刻画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对比发现，西方价值链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当前经济环境大相径庭，且中国价值链升级与西方本位主义存在短期利益冲突，导致西方价值链理论对于解释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现实情境存在逻辑偏差。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瓶颈在于，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贸体系约束，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竞争遏制，以及内部基础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创新驱动不足。由此，中国价值链升级不应遵循西方理论，而要通过自主创新跨越价值链更替的惯性陷阱，争夺价值链的终端主导控制权，打破价值链权益分配的隐性极差规律，以内外双循环驱动价值链竞争迭代，从而推动形成多边共赢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融资约束与地区差异视角下企业GVCs升级研究

“低端锁定”效应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地区差异为视角,通过在一般性产品价值链理论中纳入融资约束变量,探求了融资约束降低对于我国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由于企业被“低端锁定”程度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融资约束降低对于各地区企业GVCs分工地位的提升效果有所不同,且这种差异多方位决定了不同融资工具对我国企业GVCs分工地位提升效果。据此,提出适合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金融发展对策与建议,并发现合理调配和使用融资工具,是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有效手段。     

总部经济促进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本文通过分析总部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布局,探讨了总部经济为我国企业带来的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总部经济的形成使我国企业切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为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准备了前提条件,总部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企业不断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根本途径。     

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结构调整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我国目前面临的多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低下,因此驱使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路径向上拓展升级就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的制造业大国格局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使我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拓展升级的路径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自主品牌的策划营销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鼓励和引导,并在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加以扶持。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嵌入到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长期的这种低端嵌入局面使中国企业逐渐面临利润微薄和产业升级自主性丧失的危险。GVC的主导者与嵌入者在利润分配、产业升级中的不同境遇表明,只有构建我们自己主导的GVC才能使中国产业升级走出困境。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资源和市场条件等决定了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刻不容缓,而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低下又决定了中国企业应将提升竞争力与构建全球价值链相统一。     

我国制造业企业承接外包模式升级研究

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从全球价值链体系看,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大部分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我国制造业企业不能再依赖原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外包,而是要推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推行广泛、专业的功能型外包模式,实现承接外包模式的转型升级。以承接外包为推动力,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自主成长。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全球价值链驱动下的本土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内产业升级的传递机制是企业的内生技术能力,但技术能力的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尽管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链接与异质参与者的多样性能够为本土企业提供局部的外部知识,但链条内部的知识溢出并不足以实现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线性发展,也无法实现链条内部自动传递的产业升级,这就需要企业进行持续的技术学习,在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内局部知识外部性的基础上,整合企业内部与外部知识,实现技术能力的线性发展,从而推动本土产业的持续升级.     

略论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动态关系

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的形成是国际分工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使得寻求产业升级的路径变得更加迫切。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产业在其中地位的分析,提出在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中加速中国产业升级的措施。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趋势。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等合并数据,系统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首先,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而且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运输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分销服务化的价值链提升效应作用明显,而电信服务化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电信服务化改革需要引起更多重视;其次,本文运用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垂直效应(产品质量)和水平效应(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品质。资产专用性越高的行业,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影响越大。省际间服务要素投入对企业产品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产品价值链、内部治理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升级

如何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是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传统的关于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价值链的延伸,忽视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本文将产品价值链和组织结构统一于一个框架,讨论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升级问题。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演进与升级--以中关村电子信息企业集群为例

全球价值链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指明了方向与路径，沿着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发展的必经之路。技术贸易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在全球价值链中进行战略收购与联盟，逐步实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以中关村电子信息企业集群的演进与升级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低技术企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是由企业内外部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面临着是继续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生产,还是选择价值链升级的问题.文章从企业内部管理、同类企业、主导企业三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低技术企业行为选择的委托代理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势力的博弈,还有升级的收益、成本、主导企业干预等都是影响低技术企业是否能够实现功能升级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文章从企业、行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对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全球价值链治理、组织学习与代工企业升级关系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情境下,代工企业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链主"的影响和制约。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既能够直接影响代工企业升级,也可以通过影响代工企业链条中的组织学习绩效而间接影响代工企业升级;代工企业领导阶层的主观意向会影响升级成功的可能性,并能减弱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因此,为实现本土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权利位阶的提升必然需要提倡企业升级。同时,企业在升级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还要充分考量约束条件和风险因素,并要有意识地推动价值链治理模式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转变。     

低技术企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是由企业内外部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面临着是继续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生产,还是选择价值链升级的问题.文章从企业内部管理、同类企业、主导企业三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低技术企业行为选择的委托代理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势力的博弈,还有升级的收益、成本、主导企业干预等都是影响低技术企业是否能够实现功能升级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文章从企业、行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对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征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离不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背景。20国集团(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简称为E11)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通过对OECD和WTO附加值贸易库的数据整合分析发现:E1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出后向价值链和前向价值链两种分工参与模式;从贸易总量上看,E11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利益在不断提升;从行业利益结构上看,E11各国可归纳为四种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嵌入模式,而且各国行业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特点;总体上看,E11在行业竞争上还停留在初级要素的利用阶段,其未来贸易利益的获取还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中国纺织企业升级战略思考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为依据,以在全球化竞争中迫切需要升级的中国纺织企业为研究为研究对象,从纺织业全球价值链分布现状出发,总结出中国纺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治理模式,并基于此提出了纺织企业升级的路径和战略选择,以求全面提升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增值税转型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

通过测度中国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本文以2000—2013年间不同省市的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准确识别这一税收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攀升;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值税转型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关键机制。该效应对于外资企业、低技术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定助力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光伏产业升级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通过提升技术和参与高附加值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面临"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摆脱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各环节的主要特征的分析,采用Kaplinsky指数对光伏产业的产品升级和产品及过程降级趋势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05—2014年我国光伏产业中产品升级的比重高于产品和过程降级的比重,但产品升级范围呈现递减趋势;从全球价值链环节来看,主要的升级产品多分布于系统集成环节,降级产品则主要集中在电池生产环节。论文最后围绕提高产品价格和增加市场份额两方面,结合新常态下"提质增效"的目标,为我国光伏产业升级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