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运用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探讨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地方政府合理利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通过参股方式扶持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促进地方政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濮阳市产业结构转型路径优化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纵深发展,我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深水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新旧动能的转换要求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加速经济腾飞。因此,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立足河南省濮阳市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对产业结构转型路径进行研究和分析,提出优化方案,对加快濮阳产业结构转型速度,提高濮阳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力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创新驱动与新旧动能转换将加剧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不平衡,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压力.文章首次尝试将关系数据分析范式应用于地区经济差距研究,采用2001?2015年中国分省数据,利用二次指派程序实证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基于全样本、分时期和逐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存在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强度远低于资本积累和城市化.在地区经济差距的诸多影响因素中,资本积累和城市化始终扮演主要角色.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强度呈现上升态势,但在短期内很难超越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而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力量.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更加注重发挥资本要素的空间均衡配置和城市化的空间均衡发展对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关键作用.同时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新动能的空间均衡发展,从而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新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动力.     

新常态下浅谈供给侧改革

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涵义、 必要性、 理论现状入手,解读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见解.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和生产两端入手,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供需错配"问题,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前提,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以制度供给改革为核心,以创新驱动为突破口,着力从提高要素、 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入手,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绿色循环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行业供需匹配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背景下,阐述了需求侧促进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机制,并采用行业需求满足度指标测算了2002年、2007年和2012年长三角地区30个行业的供需匹配度,然后进一步研究了行业需求满足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供给大于需求,而服务业特别是部分现代服务业的供给缺口明显;消费结构转型使得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产品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同时增加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投入,引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低技术制造业的行业需求满足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生产要素流动的前提下,江苏低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浙江和上海低技术制造业原有生产要素流失且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基础和路径

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减弱和外需下降使得中国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动能逐步消失,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逐步显现,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带来的对高质量产品的巨大潜在需求以及信息通讯产业较为完整价值链的存在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现实基础。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是投入高技能劳动力,形成在高质量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以此解决生产方式和要素禀赋以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要从本质上把握新旧动能转换,不能将新旧动能转换理解成新旧产业转换。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重视企业微观竞争力的塑造,重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也要重视通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形成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和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即供给体系的优质、高效、多样化,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制造模式的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3)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助力"三驾马车"的新动能.(4)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适应发展阶段演替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根本性转变;强化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企业异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我国更加注重从供给角度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消费需求,希望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等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对象便是企业。基于此,文章从企业性质角度探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通过构建的经济系统,针对企业效率这一要素是否会对产业空间布局和企业选择产生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在区域中心布局,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倾向于边缘地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塑与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新动力的形成需要供需双侧进行动力重塑和协调发力。在供给方面通过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制度变革培育供给侧新动力;在需求方面通过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重振需求侧动力。考虑到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给侧,应将供给侧动力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核心。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重庆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涉及产品和要素两大市场。目前,重庆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侧"供需错位",产业扶贫目标偏离贫困人口。要素供给侧贫困人口市场主体地位不明,要素使用效率低下。精准扶贫背景下重庆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瞄准目标和靶心,在产品市场供给侧,以"需求"为导向,坚持"以农为本"和"以乡为魂",做好"减法"和"加法",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要素市场供给侧,激活"贫困人口"市场主体地位,增加有效要素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两大市场相互促进,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达到"精准"效果。     

加工贸易增长模式与“贫困化增长”

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导致的货币投放结构调整,使沿海地区、出口行业获得了充裕的人民币资金,而内地、非出口行业则面临人民币的短缺,这种资金分配的不平衡加大了东西部贫富差距,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使我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越来越大。加工贸易增长模式还有可能使我国进入"贫困化增长"。     

非线性增长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采用时变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分析了不同投入要素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以及影响经济在不同区制之间跃迁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在三类经济增速区间内,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最强,在推动经济从中速增长向高速增长转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匹配度,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与产业集聚和城市化发展一致、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配合;渐进式转型有利于平滑增长路径,降低向高收入均衡收敛的临界值。     

Growth Effects of Bubbles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bubbl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growth rate by using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steady-state equilibrium with bubbles is provided. If non-zero rates of the useless asset supply are allowed, a steady-state equilibrium with bubbles exists even if the growth rate of the bubbleless equilibrium is lower than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 The growth rate in the steady state with bubbles depends positively on the supply rate of the useless asset. Dynamic properties of bubbles are also analysed.
JEL Classification Numbers: E52, O41, O42.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实证分析发现,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经济增长理论演进与经济增长模型浅析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唯资本论”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     

Cycles and Growth: A Source of Demand-Driven Endogenous Growth

This paper moves in a theoret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level of economic activity is dependent on aggregate demand in both the long and the short period. It shows that given two simple hypotheses, the economy will exhibit a tendency to grow independently of any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level of ongoing investment (or any other type of ‘autonomous’ demand) over time. The two hypotheses are (a) that investment oscillates over time and (b) that the community'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s lower when income contracts in slumps than when it increases in booms. This points to a source of growth that is as endogenous to the system, as trade cycles are.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增速较快,但在GDP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率并没有保持相应的同步增长.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过分偏好和对就业问题的相对忽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作用,以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Different Growth Engines

Using a growth model with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horizontal R&D activ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channel through which an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may yield a non‐uniform (i.e., a positive, negative, or neutral) impact on the long‐run growth rate of per‐capita GDP, as available empirical evidence seems mostly to suggest. The proposed mechanism relies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whether it is fully or semi‐endogenous), and the peculiar engine(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R&D activity, or both). The model also explains why in the long ter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ay ultimately be negative when R&D i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在对广东省1985年～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验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固定投资、进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四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尝试建立它们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金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但两者之间不相协调,也没有产生协同效应。研究进一步发现,广东经济增长没能有效地带动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就此探讨其现有金融发展模式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