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互联网金融、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社会资本是互联网金融改善农户多维脱贫的重要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组织型社会资本、匮乏型社会资本、制度型社会资本,非组织型社会资本、存量型社会资本与资源型社会资本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机制中具有较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发现组织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权利减贫降低风险型多维贫困,非组织型社会资本能够同时通过权利减贫与物质减贫缓减农户结构型多维贫困;资源型社会资本则在物质减贫、能力减贫和权利减贫上均优于制度型社会资本。文章结论表明扩大社会资本存量是互联网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更多农民选择互联网进行创业,这一行为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农民通过互联网进行非农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作用机制,最后得出互联网使用显著影响农民非农创业。研究的异质性分析指出,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农民的非农创业意愿影响更大,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农民影响力度更大。研究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通过信息渠道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来影响农民非农创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非农创业的积极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错位”还是“精准”:最低生活保障与农户多维贫困

该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实证分析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有效改善农户多维贫困。通过解释机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不但存在"瞄准错位"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福利依赖"现象,进而弱化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机制与退出机制,更有利于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基本公共服务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吗?——来自CSS 2019数据的证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扎实稳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所在。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借助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概念，利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基准，未来农户返贫的平均概率为9.7%;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抑制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效发挥了防贫作用；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高家庭受教育程度和降低家庭健康风险两条路径起到防贫作用。因此，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农村防返贫问题，构建贫困脆弱性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多元化保障措施，以积累提升个人及家庭人力资本，规避返贫风险，进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城市人工水体旅游景观的观赏鱼种选择

随着城市旅游的异军突起,城市旅游景观逐渐成为都市旅游的新宠。在旅游者游览要求持续增涨、鉴赏品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城市旅游景观的景观价值和文化内涵,成为城市旅游规划和城市景观设计面临的一大问题。针对城市人工水体旅游景观这一独特的旅游资源,提出了如何选用与水体景观搭配适宜的四种观赏鱼种(红尾副鳅、锦鲤、锦鲫和胭脂鱼)来增强景观品质的方法,以作参考。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发展初探

高校辅导员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排头兵,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辅导员队伍的专,Jk4~C、职业化建设有利于增强辅导员的归属感,对于提高辅导员的综合素质、拓展辅导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提升辅导员的职业声望、稳定辅导员队伍具有积极的作用。抓住当前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探索辅导员队伍建设职业化、专家化的实施路径,以期提高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论独立的公司内部经济监督体系建设

我国监事会弱化是公认的.通过对财务总监、内部审计、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职能的剖析,证明了多头监督,不便于建立经济监督责任制.监事会成员地位低、外部代表少、机构空、权威差,根源于原有的监督结构没发挥作用,从强化监事会组成与监督责任出发,本文提出内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并入监事会,扩大监事会成员,增强监事会权威,建立统一、独立的公司内部经济监督体系,加强"新三会"与"老三会"的联系、沟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跨国公司子公司发展中四大流派理论成因分析

在跨国公司的研究领域中，对于子公司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各国学者使用多种研究工具和方法进行研究。1999年波金绍等人通过研究提出了四大流派的理论。对此，有必要借鉴四大流派理论和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对其形成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国外企业本质理论的演进与评述

本文在回顾企业理论演进史的基础上．比较与评述了各流派企业本质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认为,各流派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从分析与讨论的焦点来看,集中体现为生产、交易与契约3个概念;而从认识与方法论来看．主要包括分工、交易成本与熊彼特传统3个角度。因此,对企业本质的认识还远未结束。     

刍议高校党外干部管理科学化

高校党外干部是国家干部人才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加强高校党外干部管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推动高校统战工作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探索高校党外干部科学化管理的具体途径,构建高校党外干部科学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