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传统宗族文化如何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所在村居的宗族文化越强,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越低.利用移民样本控制了宗族文化的环境因素后,传承因素仍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该影响在控制了村居固定效应后仍然显著.对于城市女性而言,宗族文化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显著减弱.对于处于生育和非...     

房价上涨能够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相反,各产权类型的居民储蓄率与房价上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对于租房家庭,房价上涨显著降低其储蓄率,没有发现"为购房而储蓄"的现实动机。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而不会影响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商品房家庭储蓄率对房价变动的反应更敏感。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劳动纠纷与预防性储蓄——基于体制内外异质性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所在地劳动纠纷情况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以及体制内外就业的异质性效应。用民事案件数、劳动仲裁案件数、百度搜索指数等作为代理变量,结果均表明当地劳动纠纷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储蓄率。家庭中在体制内单位工作人员的比例越高,这一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过程是通过影响家庭支出而非收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户主年龄越小、当地企业成立工会的比例越高、受国企下岗潮影响越大,劳动纠纷对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越强。基于此,刺激内需、降低储蓄率需要降低劳动者的失业预期,而改善劳动关系、减少劳动纠纷是可行的途径。     

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

对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逐年降低,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上升。基于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本文从部门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角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及政府三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进行剖析,同时,建立计量模型对问题的变化原因做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实施减税降负、促进消费的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对劳动者支付水平等。     

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正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已婚女性年龄与其劳动供给之间呈负相关.丈夫月收入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负相关.家庭中六岁以下孩子的存在作为已婚女性减少市场劳动时间的决定因素是不显著的.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

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但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城乡二元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解释上述结论。考虑到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降低居民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