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司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提升司法水平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本文在构建地区司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借助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地区司法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巡回法庭的设立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体现为巡回区内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得到了相对更快的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巡回法庭通过提升地方司法系统审判能力以及减少地方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微观渠道检验表明,巡回法庭设立显著促进了巡回区内高技术复杂度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此实现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巡回法庭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果在初始法制环境较差的省份更加显著,但在设立地址所在省份和巡回区内其他省份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巡回法庭制度提供了证据支持。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中国的边界污染治理——基于环保督查中心试点和微观企业排放的经验证据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边界污染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果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企业污染排放显著减少,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有显著的治理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企业为"税收大户"时,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在地区层面缓解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边界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机制实现主动减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自上而下的环境垂直监管有助于解决边界污染问题。本文为中央垂直管理体制治理边界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微观经验证据。     

经理权力能够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与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笔者从经理年龄、经理任期和经理持股比例三个方面,以2006年～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经理权力对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经理的权力越大,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概率越高;公司经理的权力越大,董事会中不领薪酬董事的比例越小;公司经理的权力越大,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越少。这说明经理权力是影响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它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交流一定能够促进合作吗?——来自双重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证据

合作既是实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文章基于交流可以显著改善社会合作机制这一假设为研究出发点,以双重公共品自愿捐献为基础,通过对交流范围和频率的调整来检验交流机制效果的稳健性,并考察了交流机制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1)交流机制运行的效果受条件限制.异质禀赋者之间的开放式交流可以促进合作,但同质禀赋者内部的封闭式交流则会破坏合作.(2)重复交流比一次性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合作.(3)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在交流机制下合作水平的变化.文章的实验研究实际上给出了交流机制促进社会合作的前提条件——交流机制必须是开放式的,且最好是可持续的.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重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成效,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并探析绿色金融和环保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资金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就越高,而预防性环保投资就越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强化资金约束程度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同时加剧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当环保压力较高时,会强化资金约束与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而当环保压力较低时,会加剧资金约束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上述效应比较显著。     

文明城市政策促进了污染控制吗?——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评选文明城市是我国抑制环境污染、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文章基于2003-2017年我国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评估文明城市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主要研究结果为:首先,基准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表明,文明城市评选明显减轻了环境污染,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平均减...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运用信用机制赋能绿色发展的创新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其潜在机制在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够强化政府环境监管、市场环境监督、媒体环境监督和公众环境监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督促企业提高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独立董事占比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以及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保投资效应更显著。本文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境有效性,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环保部门完善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及企业优化环保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市场化能够消除歧视吗?——来自"身高溢价"的证据

市场化改革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CFPS2014),结合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分析了增进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消除身高歧视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身高溢价"现象,即身高对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并且身高优势有助于劳动力获得白领职业和进入具有较高职业声望的职业类别.其次,通过"中介作用"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发现,身高溢价很可能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歧视行为,而非消费者歧视或个体在受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及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最后,"身高溢价"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其影响更具显著性,而增进地区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外貌特征歧视.     

简析乡镇企业污染治理困境和解决途径

乡镇企业日益壮大的同时,对农村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于外在和内部的原因,乡镇企业在污染的治理方面十分薄弱。文章就乡镇企业污染治理的困境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环保财政支出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

环保财政支出具有的引致经济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政策手段。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环保支出的总额和比例均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为环保财政提供更多的预算支持。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社会资本、刺激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通过提高地区技术水平促进地区污染减排;但环保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仍落后于当前的环境治理期望,形成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规模偏低。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制定环保财政预算,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和污染减排的传递机制,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户外广告的污染与治理

针对户外广告的主要形式,分析其带来的视觉污染、环境污染和文化污染,从户外广告的设计和加强政府监管两方面提出了治理措施.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尝试性地从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两大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偏低,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个体性差异;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他们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产权差异特征,即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利益相关者了解当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政府明确其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丰富了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并拓展了环保投资的研究视角。     

关于推进烟台市环保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考

环保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推进环保工作创新发展,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保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需要发达的节能环保产业的强力支撑,需要重点治理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