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国债融资与税制结构的政策取向

财政份额下降与国债规模扩大背离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两个比重”的下降。保持财政份额的一定比例，对一扩大发债规模，降低债务风险是十分必要的。刚性的分配格局短时间内难以提高财政份额。在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等因素造成宏观税赋真实水平相对较高的现实条件下，增加税收降低债务风险途径与扩张性政策相佐，因此，发债成为政府首选，这势必加剧国债规模与财政份额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主要办法是优化税制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完善地方税收制度应把握好三个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地方税制的框架。通过改革,统一了税法,公平了税负,简化了税制,强化了税收征管,确立了新的税收征管模式,不仅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顺利实施,而且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级党政领导更加关心、重视和支持税收工作,促进     

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的思考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省的财政体制渐趋完善。但是省以下财政体制千差万别,体制缺陷明显,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的加快,县乡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不断凸显。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事权与财权相呼应和权责对等,积极稳妥地推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应合理确定基层财政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收入范围,改革地方税收管理体制和征管模式,适当下放税权,加大对县乡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水平,改革现行县乡财政预算体制,探索分税与“税收返还”的新办法,审慎化解县乡债务。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保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此前一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当年面临税务检查的概率越高、次数越多,税收征管活动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活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更强。通过工具变量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活动主要加剧了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对国有企业影响并不显著。税收征管活动增加了企业非正规活动支出,税务人员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主动要求非正式支付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文章为理解不规范的税收征管活动加剧企业税收负担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现阶段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税收征管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级税收计划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税务机关很少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地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反而逆势上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也相应拉大;与此同时,税务机关为避免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相机提高税务稽查的强度和平滑税收收入。这表明,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是税务机关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层面,本文发现当地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计划的压力较大时,企业税负显著上升;而当年初税收目标增长率较高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地方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税负,但是对地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治理衰退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设计本身,还需要改革当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税收征管体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与生成:一个文献综述及权责时空分离下的思考

针对什么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将其归纳为形成危害预期的债务超常规增长,通过相关文献分析,指出经济发展、财政体制、管理制度和政府行为等虽然促进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但并不是导致债务风险生成的真正动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并非是"责任政府"。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固有地存在权责时空分离,与之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举债权力的无约束扩张,从而不断演化为债务风险,其内在动力包括非理性的利益动机、债务责任转移预期和债务责任预期破灭。而在权责时空分离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强化地方政府举债的社会理性行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转移预期、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责任违约等。     

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顺周期性

作为反周期工具的财政政策,调控行为及效果是研究的一个焦点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利用计量方法、设计相机财政统计量、检验财政政策行为特征,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财政收入受经济周期影响显著,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总量波动顺周期行为显著,但结构变量波动周期特征不一,从类别上分析,购买性支出变量较转移支付变量顺周期特征明显;从时间上分析,财政支出在1998年之前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之后逐渐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顺周期与经济萧条期的逆周期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与其他国相比,中国相机执行了更多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在经济下滑时期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相机抉择效应大于自动稳定器效应,因此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顺周期。     

中美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关系比较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体上讲,美国属于联邦制,中国属于共和制。前者各地方较为独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较为松散,后者在政治上较为集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联邦制和共和制的财政税收体制各有利弊。就目前来看,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美国联邦、州及市县镇的财政税收关系。1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关系由于实行的是联邦体制,美国联邦、州及市县镇各自在财政税收方面的独立性很强。财政和税收上下之间互不隶属,也…